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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能性很大,平冈龙一有个打算,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后,首先第一项工作就是铲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报刊杂志。”冯晨说道。
“你要借此机会,取得平冈龙一的进一步信任,这份名单你先拿着,这几家杂志社,最近我先让他们连篇累牍地揭露日军暴行,在你行动前,我通知人员撤退,你去捣毁设备。”安志达从身上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了冯晨。
“志达同志,我看还是算了吧,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地下组织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个小数目。”冯晨看了看名单说。
“为了你能够深度伪装下去,这点损失值得,再说了,事后,你也可以想办法,帮组织上再弄一些设备补回来。”
“那好吧,我准备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来次大的行动,把租界内的军统和中统所办的报刊杂志,包括咱们这三家地下杂志社,全部捣毁。”
“你不提前给王天木透个气?”安志达有点担忧。
“不必要,行动前,我直接给重庆的戴笠汇报,把名单同时发给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冯晨回答说。
冯晨觉得,要是给王天木透气,恐怕行动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
一个星期后,梅思平终于秘密回到了重庆。
戴笠接到冯晨的电报后,在重庆的大小车站、码头,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员,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的行踪。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没回重庆,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过了戴笠的人,见到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梅思平带回来的协议后,紧急召集低调俱乐部里的一伙骨干们,在一起认真讨论研究起来。
陈公博仔细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说:“汪先生,这份协议书是哪儿来的?蒋委员长他知道吗?”
“委员长暂时不知。”周佛海替汪精卫回答说。
“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汪精卫接过周佛海的话说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
“公博,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离开重庆,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
“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
“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
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过,最后他表态说:“汪先生走到哪里,公博会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就这样,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
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汪精卫夫妇,托词,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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