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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心人开始发现,高等学府已经不再是纯粹钻研学问的严肃场所,公园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在年轻人中间,不但诞生出一个用来形容人的新词儿——“很开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间,那原本遥远、隔阂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种较为委婉的亲近方式开始拉进。
要知道,当时搞对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明目张胆的拉手、搂抱。
但肩并肩漫步的过程里,他们的手臂却往往会紧靠在一起,而且都会向后背着。
这样做,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亲近,以体现出俩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来。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新应用。
只是与渴望变化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其他群体却几乎都在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感到焦虑不安。
另外,由于“伟人”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
以及“外汇兑换券”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
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
还有文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时的李谷依,正因为演唱了一首《三峡传说》的主题曲《乡恋》,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
在工作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沉疴难愈。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
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越来越丧失活力。
毫无疑问,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
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
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
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
继宁卫民之后,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
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业青年”的雅号。
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
无论坐公共汽车、上街买东西,澡堂子洗澡,洗发店里理发,照相馆照相,还是饭馆里吃饭。
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
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无论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还是打磨厂。
作为京城的闹市区,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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