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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来覆去,就是那番说辞,吏治之整顿,治安之肃清,自有有司作为,弃朝廷司法职能而用特务政治,名不正言不顺,剑走偏锋,伤人伤己,必然造成恶果。
不得不说,收到王禹偁谏章时,刘皇帝是分外恼怒的,多少年了,还从没有哪个臣子,敢这么指责他的用人为政。
即便刘皇帝知道,王禹偁所言,是出乎公心,但心中被撩拨起的那口恶气,却是怎么也咽不下去。过去,刘皇帝欣赏王禹偁,对他多加包容,除了知道他性情如此之外,也因为他不畏强权,敢于为民请命,在王禹偁当都察御史期间,可弹劾过不少勋贵、大臣。
王禹偁,也算是刘皇帝在朝廷内树立严风正气的一个典型,但这不畏强暴的对象变成刘皇帝自己时,那怒火是怎么也压不下了。甚至于,觉得王禹偁是恃宠生骄,卖直取忠,连李昉、赵匡义那些宰相都不敢贸然发话,一个小小的王禹偁算什么东西,敢如此狂言放横,简直就是藐视君上。
刘皇帝心气不顺,念头不通达,自然就要有人倒霉了,板子很快就落下来。杀头当然不至于,刘皇帝虽然乖戾,却也没到胡乱杀人的地步。于是,王禹偁被贬为沙州知州,到西北吹沙子去。而与他一并上表进言的官员们,一个不剩,全部被打包贬到新规划的高昌道与安西都督府去任职,也算是帮吏部完成了一些人事指标。
王禹偁在朝中地位不算高,即便在都察院内部,也只是四五把手,但他与同僚们的下场,却极具警示意义。有此为鉴,再无人敢就刘皇帝“坏法”之事进行劝谏了。
以刘皇帝表现出的强势态度,要是宰相敢劝,他就敢再罢相,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当满朝寂然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多了,即便有阻力也不怕,刘皇帝是从不怕砸碎规矩的,规矩若是难搞,他就搞人,谁冒头就打击谁,这是他权威所在,无人敢忤。
而皇城、武德二司的第一步动作,针对对象,恰恰是朝廷的司法监察系统,从刑部到大理寺,再到都察院,一名名官员被查处出违法乱纪的问题。
这些对大汉律法最熟悉,具备高度解释权的官僚,由于多了一个知法犯法的罪过,在处罚上,往往罪加一等。罪行严重者,给国家、百姓造成严重损害者,直接判死,并且,都不需等到秋冬统一执刑,再像过往一般,找上一堆贵族官僚去观斩。
刘皇帝也发现,次数多了,贵族与官僚们体内都注入了一些“抗体”,效果也不像当初那般显著了。因此,勾判之后,即斩。当然,或许是刘皇帝自己也知道,要是再搞集体处刑,只怕到时候洛阳市内的刑台位置都不够......
花费了一个多月,司法系统基本被清理一遍后,开始蔓延了。在刘皇帝的授意之下,“整治专署”从三法司吸收了大量熟谙律法、审判的行家里手,扩大阵容,把獠牙利齿,转向其他部司。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由里及外,从中枢到地方的吏治澄清运动,正式开启了。这一回,刘皇帝的杀性真的大,或者从一开始就打算通过严刑峻法,通过最直接的暴力手段,把大汉积攒了几十年的弊症给治一治。很多过去或许只是降职免官流放的罪责,在这一场整饬中,都可能丢了命。
造成的结果就是,从四月到五月的两个月中,洛阳诸市,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官员被执刑杀头,洛阳百姓,初时还是反响热烈,吃瓜看戏,看到那些手握权力高高在上的贵族、官僚倒下,实在是舒服。然而,见多之后,就习以为常了,然后麻木,然后恐惧。
至于贵族与官僚们,那就不是恐惧就能形容的了,时刻被恐怖所包围着,能够问心无愧者,实在少数,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建国以来,真正人人自危的情况,在大汉朝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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