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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杨福在疑惑,作为安西首脑的魏王刘旻,同样因为集勒镇袭击事件而陷入深思。当然,他倒不疑惑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大规模的袭击事件,这两年在安西并不少见,只是,集勒也算是安西当前统治的腹心了,然那些“教匪”啸聚出没,袭击官府市镇,实在有些猖獗。
并由此,引发刘旻对当下安西局势的忧虑,此起彼伏的“教匪”叛乱,哪怕只是一些小骚乱,也让都督府不胜其烦了。
这已然成为了安西治安稳定最直接的祸患,治安战的麻烦,谁试谁知道,个中滋味,刘旻这些年是品尝了够。
从国内西迁而来的各族百姓,虽然都是武装移民,拿起农具能生产,提刀就能砍人,但“教匪”的袭击从来都是防不胜防,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而来自国内的移民,不怕吃苦,甚至不怕危险,但若是长期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生产积极性也是大受影响,毕竟,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怀揣着美好希望到安西来的。
十分的精力需要有三分放到对“教匪”的防备上,剩下的精力,可不够把所有事情做好。教匪肆掠,已经严重影响安西的社会治安与粮畜生产,而对当下的安西而言,农牧生产是与军事建设同等重要的大事,这件事解决不好,莫说百姓了,安西都督府也寝食难安。
这些年,安西都督府也在想方设法从国内吸引移民,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国民填补安西之空缺,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夯实统治根基。
但要引人来,基本的社会治安总要保证吧,一个秩序不稳、随时处在骚乱中的地方,即便农牧条件再优良,也只会让人望而却步。
毕竟在当下的大汉,底层平民哪怕苦一些,但只要肯卖力,日子总能过下去。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再朴实不过的道理。
再加上个恋土情结,愿意跋涉千里来安西的人,就更少了,因此,移民的速度,是大大放缓的,这让安西都督府十分头疼。
如今安西治下的那二十多万国内移民,汉人也就十万出头,就这,还包括一些流人、罪犯,以及河陇地区一部分受不了“西征弊政”的贫民。在国内,承受的是西征之弊、之苦,到了安西,就是享受西征之利.
然就这些人,也远远无法满足安西都督府对人口的需求,他们是连国内的“二等胡民”都当做自己人,委以信任,保护财产。
在移民的目的上,安西这边似乎陷入了一个死结,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入汉民,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问题;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治安条件,对国内人口的吸引力又极度薄弱。
对于很多西北百姓来说,倘若西迁成为寻求改变生计的必然选择,那么何不去高昌,隔壁高昌道同样在实行人口政策,那还在“国内”,还不用翻越天山,农牧条件同样优越
当然,就从结果来说,迁到安西的人要远多于高昌,原因也很简单,安西有朝廷不计成本的扶持供血,甚至苦巴巴的高昌道本身都得抽血输向安西。
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初调整安西辖区,设立高昌道时,把疏勒地区从安西都督府划到高昌,算是割了块肥肉,事后从高昌抽点血“赔偿”给安西,也在“情理”当中。
西北官民,苦西征者恒多,但犹以高昌道为甚,没办法,高昌道属于后娘养的,各方面基础都很薄弱,不到十年的时间,曾经“一母同胞”,也有点离心离德了,这也是领地意识在作怪。
如今的情况,眼瞧着发生巨大变化了,朝廷虽然明面只是取缔了一系列因西征引发的“弊政”,但已经从实际上宣告停止过去那种供血式的支援。
对此,其他西北道州或许还存在些既得利益者的拉扯与角力,但在高昌道,却是官民齐心,一致拥护朝廷的正确决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西都督府这边,危机意识暴涨,警铃大作。以刘旻为首的一批安西高层,已经认识到,安西内部那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治安问题必需得到解决,否则,他们那并不算巩固的统治恐有颠覆风险。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容易,难的是,如何解决
碎叶城,与安西治下大部分城镇一样,城池设施经历过大规模改造,但毕竟曾作为黑汗国都,规模不小,汉家的文化气质正在不断浸润这座城市,但城内依旧保留了大量异域风格建筑。仅从建筑这一角度,都隐约能看出碎叶城的重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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