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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传闻一般,上海的商业市场很是火热,各类货物出货量很大,购买者更多。来自北边的,南边的,上游的,海外的,形形色色,各行各业,只要具备流通价值商品,在这里都能采买到。
而棉布的行情,则更为火爆,秋冬之交也正式大宗商品交易频繁的季节,棉布也是市面上最主流的商品,几乎占到3-4成,沿松江两岸走数里地,满耳都是棉布交易的声音,满目都是棉制商品装卸的场面。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曹永自然产生了一种大干一场的冲动,然而进货的过程却并不顺利,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个是上海这边的货花样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秀州的,苏州的,江浙其他地区的,就连广南东道的布在一船一船地往上海运。花样之外,还要面临新旧、用料、做工等选择问题,便是同为秀州货,不同工场、使用不同纺织机做出的布,区别都很大
在上海市面上奔走了半个多月,曹永方才初窥个中门道,曾经在京畿牙行,在各大行市奔走数年的经验自信,在上海这边被击破了。在他看来,这上海市场有些怪,突出得怪,但怪在什么地方,却又说不出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氛围浓重”就能解释的了。
当然,在火爆的市场氛围下,曹永顾忌的那些细节,根本算不得什么,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货主们只需多点耐心,就不怕卖不出去。
因此,比起纠结于棉货本身的细节,第二个问题,才是曹永最为难的,他发现,南下前在京城倾家荡产加借贷准备的80贯钱,有些少了,投在上海市场,连朵水花都溅不起来。
在洛阳,质地上乘的棉布,价格普遍在270-300文一匹,便是次一些的,也很难跌破250文。曹永不知到在河南、河北产地是什么价,但在上海这边的布,尤其是苏、秀二州产的布,价格可实在太具诱惑力了。
有太多优质棉布,竟然只需要130-150文一匹,即便是大行商在经营,价格也太低廉了。而在经过一番谨慎的挣扎与犹豫后,曹永终于下手了。
选定目标后,曹永直接拿出藏了一路的性命钱,他们算是幸运的,一直小心翼翼,低调行事,把自己伪装得很狼狈,吃住更是抠唆,突出一个艰苦创业,如此方没有被歹人盯上。
要知道,如今的大汉治安条件虽然良好,但这个良好基本只是针对城镇,在官府暴力权威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出了城镇,荒郊野外,那是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的。
因此,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敢于外出跑商的,都是狠人,没有人能仅靠运气发展壮大,那些功成名就的“义商”脚下,可能就是累累尸骨,手上也不知沾染了多少血。
车船店脚牙,曹永此前可是从事“牙”行买卖的,太清楚暗地里的危险了。乘船之时也是坐中原船帮体系下的船,正是看中他们在行当里威势与“信誉”。
但即便如此,有多少选择和曹永一样到上海来进货的商贾,在途中逢了意外,那是数也数不清的。出了意外,也一般只有一个下场,家破人亡,即便是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客商,丢钱、丢命也都是一种性质。
就在曹永于上海寻找货源时,就发生了一桩大案,一名来自湖北的香料商被抢了,不只三百多贯的货款没了,伙计还死了两人。上海差役、松江巡卒以及当地帮会集体出动,迅速找到了抢劫者,是一伙来自江北的悍匪,但是,最后追回的钱只剩下十几贯,还是被当地帮会充作“辛苦费”笑纳了,差役、水兵也因为破了一伙江洋大盗,得到嘉奖。
至于那名湖北客商,没多久就跳松江死了,然后一行五人来,只余两名伙计带着三具尸体返回
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还是较少的,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落在普通商民身上时,则是人生、事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朝廷对经商一步步放松的进程中,有太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充满铜臭味的商贾,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担忧人人从商,会影响社会生产,不利于社会治安云云。
但事实上,经商,尤其是在外跑行商的,面临的风险远超旁人想象,也实在不是普通平民能够做的。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牟取一些高额的利润,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否则,谁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从事这等行当。
曹永当初在京中时,还信誓旦旦,即便搏命,也要搏出一场富贵。然而,经过这一趟商旅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考虑,仍旧太简单了。
京畿里的波诡云谲,人心险恶,那里的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上海的江湖草莽,血腥厮杀,这里显然是另外一种规则,建埠以来三十多年,仍在飞速发展,一切都释放着一股草莽之气,所有人的人与事似乎都在野蛮生长
因此,还得再提一句,曹永一行,实在是幸运。
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然也有各种行会,棉行则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种。但是,组织可就要松散得多了,苏、秀二州的矛盾不解决,产业之争就不可能停止。
而在同产业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戗行的商业行为,打渔的去卖瓜果蔬菜,去跑运输,去拉客揽货,去卖丝绸布匹,似乎也就合理了。而因为戗行的事情,各大行会之间出现一些争斗、厮杀,同样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在这里,且不提戗行的情况,也不提那家渔货店从那儿搞来了棉布,但就曹永眼里,虽然都是旧布,但质地还不错,成色也保持不错,就是鱼腥味不免有些重,但也有办法解决,最关键的,是它便宜啊.
同时,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在周边散货,这对曹永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至于货的来源如何,曹永并不关心,或者说不敢关心,甚至他心里也清楚,接这批货,就是在犯险。
或许来路不正,但若是正价货又哪里轮得到他,他又哪儿来的资本ID。而若不犯险,想要暴利,怎么可能。
同时,货主“江湖气”十足,不只低价供货,还豪爽地帮忙介绍搬卸、船运,近五百匹布运回京畿,只收9贯钱,就冲这低廉的运费,都值得冒一次险。
若非资金不够,曹永甚至想再多进一些,虽然没到货仓去瞅瞅,但观那姓孙的供货商的表情,不到500匹布,只是小生意。但是没办法,剩下的钱,还得充作回去的路费、运费、打点,到了洛阳口岸还好缴税
曹永和他的账房合伙人仔细测算过,倘若一切顺利,把布拉回洛阳卖掉,哪怕只卖250文一匹,把包括本金、借贷、利息、税费以及所有零碎支出的成本都算上,也能赚大约24贯钱。
250文,也只是最保守的出货价,而在此基础上,每高一文,都是近半贯钱,纯利!
这样的预估,让包括曹永格外兴奋,这样的暴力,不比在京城当牙郎赚得多得多?得介绍多少生意,又得多大的生意,才能有这么高的佣金。
当然,之所以能测算出这么高的利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当然是往返的辛苦与风险,当然这是每一个行商都必需承担的;
二则是那115文的进价,低到让人感到梦幻;
三则是朝廷在棉布生意政策上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为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努力解决大汉百姓穿衣问题,在布匹交易,尤其是棉布交易上,在每个流通环节,只收取百分之五的税,比起其他商品,已经十分优惠了。
当然,在利润还未变现之前,兴奋是难以持久,尤其对曹永这种还算见过世面,也进一步窥探到商场上险恶一面的人来说,没落袋为安之前,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直到雍熙四年秋九月,当一艘名为“铁梨”的五百料货船,满载着香料以及曹永那480匹布,经松江口改道,西入长江,踏上前往洛阳旅途时,曹永方才稍稍松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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