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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船,就得有炮。
正德年间中国的钢铁产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和,并且冶炼技术也达到世界顶峰。
炒钢法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实现规模化、量产化和生熟铁连续生产模式。炼铁炉和炒铁炉是串在一起的,炼铁炉炼出的生铁液,直接流入炒铁炉中,用柳木棍搅拌而形成熟铁——这样既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炭火消耗。
欧洲那边,还要再等两百多年,才发明类似的搅炼炉,中国早在成化年间就推广开了。
并且,欧洲用铁棍搅炼生铁液,只能得到低碳熟铁。而大明用柳木棍搅拌,柳木的碳混入生铁之中,减缓生铁去碳的速度,能够直接得到低碳钢。
如果炒钢师傅的技术和运气都好,还有几率炒出中碳钢,甚至是高碳钢。
当然,大部分时候,只能炒出优质熟铁。这种情况,在官营铁厂最为多见,比如北方的遵化铁厂,居然一直用罪犯来炒钢,谓之“炒炼囚人”。其死亡率极高,相传十个里面要死九个(“顾十九毙命”),经常是被打死、病死的。炒钢之人性命都保不住,哪能提高自身炒炼技术?
民营铁厂就厉害得多,最典型的就是佛山!
中国古代历来盐铁专卖,明代官府却没有控制冶铁行业。按照朱元璋的思路,官方生产的钢铁量,够用就行了,没必要与民争利。当时,有官员发现新铁矿,建议皇帝立即收归国有,结果马屁拍在马腿上,被朱元璋直接流放海外。
明代的铁匠户,服役最繁重的,一年时间有半年给官府做工。服役最轻的,五年时间有半年给官府做工。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分配。
正是这些有利因素,导致明代的冶铁炼钢技术,达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也达到当时全世界的巅峰。
但是,王渊想要铸炮,有一个情况非常致命,那就是中国铁矿石品质太低!
北方大规模使用煤炭冶铁,导致炼出来的铁更脆,用于铸枪、铸炮都非常容易炸膛。南方依旧使用竹木炭冶铁,品质稍微好一些,但依旧杂质甚多,而且冶炼成本也很高。
欧洲如今普遍使用铜炮,可惜中国严重缺铜,铜炮的制造成本让人难以承受。
那就铸钢炮?
王渊向铁匠们一打听,炼钢费时又费力,而且产量非常低,从成本来看还不如铸造铜炮呢。
中国此时主要有两种炼钢法——
一种是前面所说的炒钢,但主要产品是熟铁和低碳钢,炒出优质钢材的成功率属于玄学范畴。
一种是灌钢,且在明代出现两个方向的改进。其一为“生铁覆盖法”,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其二为“生铁浇淋法”(苏钢),目前只停留于南直隶地区。
综合成本和质量考虑,苏钢铸炮最为划算,可苏钢的价格,依旧比铜贵出无数倍!
更为尴尬的是,王渊身为浙江总督,任期之内不能随意乱跑。而明代最好的钢铁厂,官营以南北直隶和山西为主,私营以福建、广东和湖广为主,浙江的冶铁炼钢技术实在堪忧。
海宁船厂在新建大型船坞时,王渊骑马前往绍兴,那里有浙江最大的铁矿——漓渚铁矿。
绍兴知府叫梁乔,听闻总督视察,立即前来拜见。
但也仅此而已,梁乔属于真正的清官,拜见总督纯粹出于官场礼节。历史上,他在绍兴任期一满,立即回乡侍奉病重老母。给母亲送终之后,闭门苦读二十余载,期间只收下几位弟子,淡薄名利,不附权贵,病逝于家中。
倒是会稽、山阴两县的知县,一个劲儿溜须拍马,把王渊烦得不行(跟杭州府城差不多,绍兴府城也被劈成两半,一半归山阴县,一半归会稽县)。
王渊来一趟,见到地方主官,自然要问政:“绍兴诸县,观音像改建得如何?”
梁乔回答说:“观音旧像,皆已拆除,少数新像已经塑成,多数新像还在建造当中。”
王渊又问:“可有遇到阻力?”
梁乔答道:“吾知总督心意,此为整治溺婴陋习,可活婴孩无数。些许阻力,不足挂齿。”
王渊很高兴:“本督定当上报朝廷,阐明梁太守政绩。”
梁乔没给好脸色,说道:“不用,家中老母年事已高,且时常患病卧床。等明年任期满了,我就辞官归乡,政绩对我而言毫无用处。而且,我虽然支持总督大建怒目观音像,却反对总督在浙江开海。不论总督是否听得进去,我都要说几句不中听的。开海,于商贾有利,于小民有害!”
“哈哈哈哈!”
王渊大笑不止,觉得梁乔很对胃口,只是眼界稍微差点,他说:“那就不论开海之事,本督遥祝令堂身体康健、长命百岁!”
梁乔是孝子,这话喜欢听,也对王渊印象好了许多,当即抱拳道:“多谢总督吉言。”
又勉励一番会稽、山阴二位知县,王渊便暂住于绍兴宾馆休息。
翌日,在山阴知县罗芳的陪同下,王渊前去视察官营铁厂。
铁厂情况很糟糕,首先规模就不大,其次冶铁工匠们积极性不高。好多人根本不干活,甚至连炼铁炉都没开,围在那里一个劲儿聊闲天。
知县罗芳自觉丢了面子,把铁厂主事叫来一顿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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