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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辄失声道:“芒申久随君上,宁无危乎?”
仲岳先生道:“先生心乱矣!芒氏所利,在立于庙堂。失陷公子,其可得立于魏乎?申公子之与君上,必君而臣,臣而君也。他公子亦复如是。”
张辄想了想,道:“诚哉是言也!其次者,大梁尉。公子主军,大梁尉仍守大梁,无得动摇,何碍?”
仲岳先生道:“武卒者,吴子启之,延续至今。众虽五万,皆精锐也,国所赖焉。诸魏公子,多以武卒为出身,大梁尉亦然。惟梁尉公子,向体弱,难于兵事,不能入营。苟君上掌兵,必变武卒之制,而诸公子何得出身?故大梁尉之所忧者,非止一家,乃诸魏家。是最可畏!”
张辄道:“君上欲变武卒之制乎?”
仲岳先生道:“武卒之制,自吴子起,变者数矣。吴子以为边事,御秦军,守西河,以少胜众。惠王时,拔武卒于京师,为戍卫也。庞涓将兵,以武卒为什佰,累战殆尽。襄、昭二王,国力日衰,田亩不足,虽选武卒,不能付其酬,或复其赋,不能得其人。至今四十余载,虽有武卒之名,不复武卒之实。然诸魏公子,争相谋其位,而有功者,不得其赏,庸碌无能,不得其罚。遂成诸公子晋身之阶,生计之赖也。此众所知也。公子主兵,必变其制,贤者上而庸者下,在所必行。大梁尉自襄王始,世掌武卒。苟变其制,何得无忧!”
张辄道:“梁尉公子体虽弱,而心智强,智能之士也。置之于武卒,实难能也。”
仲岳先生道:“武卒,大梁尉之世职也,梁尉公子,大梁尉之独子,宁得无袭?得无灭家氏乎!故大梁尉必有意焉。”
张辄道:“大梁尉告以魏秦合谋于君上,何谓也?”
仲岳先生道:“语焉不详,是难知也。所献之策既与晋鄙大夫同,奈何造府亲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大梁盛传欲不利于君上,亦非止一日,吕伯亦知之。何者为异?”
张辄道:“魏秦之和议也,必尽灭华阳之军!秦人将有异动!”
仲岳先生道:“秦人若有异动,奈何不见?”
张辄道:“是必大梁尉有所知也!”
仲岳先生道:“先生入启封,见秦有异动否?”
张辄道:“未见。启封秽气冲天,难以卒闻;而四乡之民,犹市之也。……秦人于近水处,脱剥一尽,以水浇之,曰可以御寒。”
仲岳先生道:“旦日咨之郭先生,或有所得。”
张辄道:“魏相之策与之有异。魏相曰,若秦不出,吾可出之;若秦出,吾则不出。”
仲岳先生道:“魏相何出此策?”
张辄道:“吾咨以华阳可攻秦乎?宁无碍于和议乎?魏相出此策。”
仲岳先生道:“秦既欲刈君上,曾氏复至,或有以也。设或见陈公,奈何?”
张辄闻此,心中也是一沉,自己不及细想,没有把大梁尉的警告与曾季的出现联系起来,现在思考,倒很像是一个准备好的圈套。陈筮何时见信陵君,全由陈筮决定,陈筮完全有可能布置一个完美的圈套,算计信陵君。而魏国在与秦国的交往中就吃过这个亏:商鞅与魏公子卬(也是魏王之弟)私交甚笃,后商鞅与公子卬分别为秦、魏军队主帅,在河西相遇,商鞅诱骗公子卬私相会面,活捉了公子卬,大败魏军。安知陈筮不会再来这么一出!张辄问道:“若曾兄邀君上会,如何为答?”
仲岳先生道:“实不可预知也。”
两人均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天明。
鼓声响起后,张辄先出城拜访唐叔。曾季果然不在。唐叔说他可以联系到曾季,随后约定午后相见。张辄回到城内,向信陵君简单报告了进入启封和大梁的情况,信陵君说,魏相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晋鄙大夫参考,大梁尉的建议与晋鄙大夫的举措相同,就不必说了。张辄遂与三司及梁尉公子一起赶往中军。路上,张辄向四人介绍了魏相魏齐的建议,并强调说,魏相是在自己的要求下提出这一建议的,并非主动提出。四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建议不要在会上正式提出,最好等会下单独说,大夫采纳不采纳都有自由。张辄也觉得在道理。
例会没有提出什么特别命令,只要各营严加戒备,民军加强训练。会后,张辄留下来,报告自己昨天哨探启封和返回大梁的事,然后介绍了魏齐的建议,与现行方案不同的是,如果秦军不出,魏军可前出到秦营附近。
晋鄙有些犹豫,道:“若以大军临之,秦必出;秦出,吾退之不利,则必战。若以偏师临之,恐为秦乘,或见杀伤。”张辄表示,自己只是传达魏齐的话,究竟如何,还由大夫自心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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