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1章 曼谷政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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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正治实践来看，曼谷政商集团并不倾向于直接参政，而是偏好游说或寻求代言人的方式间接影响政治决策，但这并不意味者他们满足于既有的政商关系。在“泰式皿煮”体制下，军人集团处于权力垄断地位，包括曼谷政商集团在内的其他利益集团都属于追随者或依附者，彼此系“主——从”关系，而不是权利1义务地位对等的合作关系。这就使得军政高官在通过政商关系攫取庞大利益之际，“并不需要对商人社群承担政治责任，而且毫无理由认为，他们会希望采取或实施任何普遍性法规以维护商人的社会——经济利益”。

军人集团在合作中，始终处于掌握决策主导权的优势地位。这就使得曼谷政商集团很难在事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迫使军人集团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与妥协。

例如，要求改变冷战亲美政策，采取对华友好政策，从而改善外部商业环境；要求削减军费，增加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废除复杂的许可证管理，改变繁文缛节的官僚作风；要求增加商业集团对社会——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等等。作为既得利益者，以曼谷银行资本为核心的政商集团并不反对军人干政的客观现实，但是要求在正治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商业集团的社会——经济利益，拥有与军人集团对等的独立正治地位。

为了改变暹罗经济的落后状况，2战后重新掌控暹罗大权的披汶军人统治集团开始推行工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思路是由暹罗官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即既是计划者、建设者，又是所有者、经营者，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计划希望通过专营，资助或由国家出面与外国资本合资建立企业来扩大国营经济成份，最终建立1个国家垄断下的国营经济体系，而披汶统治集团做出这样1个计划，在当时还有1些其他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政府高层人士的1种民族主义愿望。他们希望通过国有化政策从暹罗华人手中夺回商贸领域的控制权。因为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仍没有为秦国社会所同化，暹罗官府仍视华人为外国人，力图削弱华商的经济实力和在经济领域中不断增长的影响。

其次则是因为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必须建立1批基础设施，诸如电力、供水、电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等。这些项目都是耗资巨大的部门，当时国内私人资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兴办这样的企业。另外，如果官府放手让私人或外国资本来经营这些产业，然而官府又担心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利用不足，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类工业如由国家专营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再从社会福利角度考虑，卫生、公共交通这些关乎福利的部门如不由政府提供廉价服务，势必把广大穷人拒之门外，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第3，长期以来，军政界上层人士都分别属于1定利益集团，每个集团与商业界人士特别是华商有密切的联系。然而这些利益集团从商业界获得财富的方式都没有1个固定的渠道，因此他们希望有1种媒介来固定这些渠道，同时为利益集团内的商人，主要是华商提供保护，国营企业正好能成为这样的媒介。上层人士们通过国营企业可以把有利的合同交给他们在私营部门的熟人以得到金钱或物质的回报。第4，建立国营企业的另1个重要原因是企图增加暹罗的财政收入，通过对烟、酒、药品等工业进行垄断，从其盈利中增加暹罗官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上述披汶军人统治集团实施的经济方针却没完全削弱暹罗华商的实力，反而进1步促进了暹罗华商去芜存菁，到了沙立掌权时期，彻底形成资本庞大的曼谷政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