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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7天,场场爆满,彩色动画和有声电影的双重冲击重塑了人们的认知,无论是大小报纸,还是各种广播,甚至远至国外,电影的热度1度压倒了大萧条的各项报道。
而已经实行数月的应对措施的正面反馈,借着这股东风,在春节期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似乎在宣示着新1年的美好未来。
但对于坐镇京城的左念微来说,却也并非事事安好,看个电影的半天便是他这两年间为数不多休息时间,而且,哪怕在这半天里也还要做演讲。
“政府债务问题……”
“金融恢复问题……”
“5年工业计划……”
“5年海军调整计划……”
从大萧条开始,总统的秘书室就已经扩充了3分之2,更深沉次的干预带来了诸多问题,政府开支无疑是其中之1。
“削萝卜”行动从去年开展到今年,总结出了1套办法,包括提高行政效率,推动预算公告制度的形成,实现政府经费自行管理监督和国会监督的双重保障。
廉政机构和国会从不同方面对政府进行监督和问责,强调支出与绩效对应,并加强了对长期政府投入审查的力度。
同时,左念微也在政府和国会内推动“节俭运动”,严厉打击铺张浪费行为。
当然,1些支出的增加也没有办法避免,只能不断优化,比如公共工程署的职员,1930年比1929年提高了近60%,其所辖的公司也暴涨了数倍。
还有各地方的治安力量增加,其中尤以上海府、香江府和长崎府这3个直隶府为最。
在经济危机之前,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作为经济之都的同时也是秩序之都,治安情况在1927—1928年间达到了顶峰,沪人常自夸上海“大而不乱,富而不扰”、“文明开放,美丽自由”,大街之上无乞丐无秽物,城市整洁视各国而无有。
但随着大萧条的开始,上海的治安就急剧恶化,除了犯罪事件,各种游行也是此起彼伏,以1930年7月的反企业改革大游行为最,仅上海1地便有2十万人规模集会游行,调集警力疏导镇压甚至求到了南京,还用上了具装骑警。
之后,到了1930年9月底,上海的警力较1929年6月时已经翻了两倍有余,并且还在不断往上报,称缺乏警力。
长崎府和香江府是自由区,受经济危机冲击最大,两地失业人数都在20万以上,治安情况自然就恶化的更严重。
香江府又受英国人影响比较大,反外资审查游行和反企业改革游行闹得比上海还要凶、还要早,甚至出现了45十万人规模的大集会,再加上1些其他顾虑,处理起来的压力自然也就大了。
而长崎府则不1样,尽管这里也是法理上的“本土”,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件事,当地警察部队也留下了较多的1战前的旧时代风气,习惯了比较激进的处理方法,因而出现较大规模的游行,且察觉到背后有英美推动,总务厅警告无效之后直接调动了军警暴力镇压,引起了不小的国际舆论骚动。
面对这些问题,针对警务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同时还有针对长崎府的大整顿,消除其中的殖民地政府残余。
这1切都只是1年多来的大调整的1个缩影,在热闹之下,诸多的问题也在被不断的解决,固然,这个从封建政府中脱胎而出的共和政府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左念微也常常暗生“大道孤寥”之慨叹,但至少,左念微仍未辜负了当初的选择——保下限。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相比于仍坚信着经济危机不是危机的胡佛,中枢这些“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们真正的化解了这场危机,余下的风波不再能够对中国造成威胁。
保下限的选择固然拖慢了发展的速度,但中国的上限本就很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不求真正的天下大同的前提下,对中国本身的影响,或许要数百年后方能得见。
对于左念微来说,这太久了,是真正的天才才能够把握的时空,而对于左念微这种庸人来说,只待1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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