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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维埃政府把推行国有化当作唯一的解决路径,可是在1929年底,整个集体化率只有5.6%,只有不到20%农户愿意加入集体农庄。
于是在1930年1月5日,推行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全面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2月份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情况,强行推行集体化,并且提出,谁反对集体化就是反对当时的苏维埃。
实际情况却是,要强行被交出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加入了农庄。
而且强征过程中爆发了大量的殴打、杀害基层干部的情况,整个基层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于是很多农民开始滥杀牲畜,认为杀掉吃肉都要比卖给苏政府要好。
从1928年到1930年,乌克兰家庭饲养牲畜数量减少了一半还要多,很多负隅顽抗的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有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斯大林认为农民的保守性导致他们顽固不灵,严重阻碍了苏的现代化,而且还要把消灭富农的集体运动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而当时乌克兰的富农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他们不但保留乌克兰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而且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
这些富农不但抵制农业集体化,而且还不愿意把粮食卖给政府,他们宁愿冒着风险,把粮食卖到自由市场,而获得更高的利益。
因此富农成为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的对象。
于是斯大林开始划定富农标准:
“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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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断乌克兰有近15%的富农,而据后来官方数据统计,当时乌克兰只有不到3%的富农,这就导致了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
而且在地方上,这些村干部有生杀大权,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否具备富农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地方上的一幕幕悲剧。
1930年为了消灭这些富农,苏政府派遣了大批城市工人,这些大都是积极分子,先后派遣6.2万人来镇压富农运动。
有85万乌克兰人,因为这次富农运动被迫迁往西伯利亚,很多人死在迁徙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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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苏联的地图,你一定对苏联广袤的领土印象深刻。
苏被乌拉尔山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乌拉尔山西边是俄罗斯,乌克兰,东边就是西伯利亚。
这块22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整个欧洲的2倍。
整个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却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皮毛、森林等资源,苏时期这个地方几乎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大批流放人员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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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没有修建铁路,整个道路泥泞不堪,有些沼泽地泥土甚至没过膝盖,一个被流放的人要经历4-5年才能达到流放地。
如果是夏天,前面犯人踩出的尘土能够让后面的人窒息。
路途中经过大片的草原,流放者没有树木可以躲避烈日的暴晒,很多人中途虚脱而死。
如果是冬天,西伯利亚零下20度的气温,会让人胡须都结上冰。
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让1/3以上的流放者死在途中。
这些事务虽然不是基洛夫负责的,但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多少也了解一点,所以基洛夫的内心十分煎熬。
在他心中,这些血腥残忍的行为无疑是让这个伟大的国度蒙尘。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自己又不是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自己是总书记,一定不会让这些情况出现。
等等,基洛夫放下了文件,有些惊恐。
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是自己对于斯大林同志不够忠诚了吗?
“看来是自己读太久,脑子不清醒了。”
基洛夫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摇了摇头,驱逐出了脑海中的思绪,整理完文件之后打开门走了出去。
只是基洛夫不知道的是,有些想法一旦出现了,想要消失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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