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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来个其他“公司”,想要入股北仑港,并给左家的土地估出了一个高昂数字,同时左家愿意把土地并入到北仑港公司。
日本商会到时候有两个选择,要么坐看股份缩水,要么按照新的估价补差价,当然也可以强取豪夺,可如果那个新公司是英国的,美国的,甚至德国的呢?
那左家买下北仑土地花了多少钱呢,不到两万元,该死的资本游戏,绝对会给日本人一个撕心裂肺的教训,看来日本商会不能动了,至少不能大动干戈,毕竟事关祖宗家业啊。
左重咽了咽口水,怪不得老爷子和父亲都不愿意告诉他,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古语早就有言,君不密丧其国,臣不密失其身。
接下来的几天,左重忙着处理各种情报,正金银行、大和商行与宁波日本商会果然有猫腻,宁波和沪上相继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除了宁波的日本商会,其他城市的日本商会,也部分参与了商业间谍活动,居中联络的便是正金和大和,一个给钱,一个给人。
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件了,左重把特务们慢慢撤了回来,贴靠侦察很打草惊蛇,情报科转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窃听,拍照取证。
左重忙得不可开交,连教左钧功夫都没有时间,干脆扔给了何逸君,一只羊是赶,一群也是放。
可没等他喘口气,邬春阳又送来了中日佛教的相关资料,左重考虑对日本商会的调查将是一项长期工作,便彻底交由邬春阳处置。
他自己则全力侦破普陀山日谍案,戴春峰给他的压力不小,这些日子电文不断,拐弯抹角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就差亲自上阵了。
坐在书桌前,左重悠然点上一支烟,翻开一本颇有年头的日本古籍,幸好没放弃学习日文,否则资料都看不懂,果然技多不压身呐。
他这一看就是一整天,期间饭菜都是由仆人送到门口,华灯初上时,左重暂时合上了书页,闭上眼睛回忆着收获,很大的收获。
日本佛教最早跟中土佛教一脉相承,后来多有变化,各个派别差别巨大,江户幕府时代,佛教还被列为幕府封建制度中的重要环节。
等到明治天皇亲政之后,采取改革新政,在技术上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在思想上则是恢复君权神道主义,以神道为国粹的立场来说,佛教是被排斥的外来宗教。
如明治五年时,日本政府更宣布允许僧侣娶妻、食肉及蓄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佛教没落和世俗化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争夺信众和生计,日本和尚开始介入一些以往并不涉及的行业,比如墓地祭祀,甚至从军,这就是所谓的入世。
左重在一本手抄本看到了一个词—随军僧,他们为日军士兵提供超度以及心理辅导之类的服务,相比在枪林弹雨中举行野葬而言,由和尚主持的超度,更能缓解那些与死亡相伴的士兵对战死的不安,并提升他们的士气,作用类似牧师。
除了入世之外,日本佛教发展到现在,教义跟民国也有了差别。
如民国的大乘佛教重在证悟自性,而日本佛教重在证得神我;日本僧人多朝贵,中国僧人多野逸。
还有民国寺院是由上一任传给弟子继承,日本佛教则不同,他们的位置是世代相传的,即父传子。
这帮人可以婚姻、食荤、几乎没有任何戒律,他们参与战争,也被认定是正常的维护佛祖的行为。
所以一个和尚成为间谍,在日本这个国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左重思考着日本和尚的特征,吃酒喝肉娶亲,不遵守清规戒律?赚钱买卖,乐衷于跟佛门无关的事物?这些是日本特殊国情造成的地方特色,无法作为甄别的条件。
日本间谍不会如此愚蠢,伪装隐藏很容易,无非不吃酒肉,不掺和金钱往来,不娶亲结婚,这些都不是大问题,甚至偷偷犯戒也不会有人发现,可以排除这个方向了。
但想要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就必须重新捏造一个全新的身份和三观,新身份对情报机关不难,对和尚而言,改变三观才是巨大难题。
这个间谍能在普陀山这样的佛教圣地顺利隐藏,本身的佛学水平肯定不会太差,这说明他学佛时间不短,已经有了稳固的信仰认知。
再想想戴春峰给自己的那个物品,并综合凌三平的专业意见,这个间谍年纪不会太小,很可能在日本国内就当了很多年的和尚,对于日本佛学的理解已经根深蒂固。
中日佛教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重塑信仰的过程是痛苦的、煎熬的,这让左重想到了一个词,如坠无间地狱—所受之苦无有间断。
间谍与和尚确实比一般人的意志要坚强,可再坚强也是人,左重不相信对方可以轻易改变信仰,所以这个间谍的破绽在于他的心。
心?左重陷入了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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