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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和加林是临近师范毕业时私订终身确定恋爱关系的。
那年他们都是十**岁的年龄。因为“不准谈情说爱”的纪律约束,他们不敢公开这种关系,恋爱的方式也能采取“地下活动”。比方,满怀深情地写一封情书,偷偷塞进对方的屉子里。早读时,相约一起去小树林里读英语。只有到了周末的晚上,学校不强求晚自习的日子,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韪,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去约会。
不过,约会的时间不能太久,学校晚上十点钟锁大门,他们必须在大门上锁之前回到学校里。有一次,由于粘乎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儿,两人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回学校时,大门还是锁上了。又不敢喊门,那等于不打自招,十点之后进校园的人。是必须逐一登记的,那样的话,第二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
开房呗!聪明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支招。
事实上,这种提议最不靠谱。孝天师范学校建在荒山野岭,除了校园里面学校书记的爱人开了一个小卖部,周边别说没有店铺,连村庄农户都没有,去哪儿开房?再说,就算有旅店,身为学生,你敢去开房么?想不想保留学籍了?想不想拿毕业证书了?
那就翻围墙。
这种办法确实有人尝试过,但风险特别大,不是每个人都能飞檐走壁的。学校围墙少说也有三米高,沿着围墙外面寻找,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找到一棵紧挨墙体的大树。顺着树干往上爬,到达围墙的顶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的就是如何下去。
围墙里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不可能那么巧,同样也有一棵紧挨墙体的树等着你。墙顶面很窄,而且埋有玻璃茬子,根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手也难以在上面抓牢。直接往下跳,则有可能摔成骨折,弄个半身不遂。
红梅同学和加林同学都缺乏那种冒险精神和胆量。
万般无奈,他们只能选择在学校外面过夜。重新回到他们刚才缠绵过的松树林,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小土坑。他们脱掉外套垫在地上,相拥着坐在衣服上,准备这样呆到天亮。好在当时是夏天,夜晚又天气晴好,不然是很难实施这套方案的。
他们屏气凝神地坐定,正打算闭上眼睛开启睡眠模式时,树林里的野蚊子开始向他们袭击,地上的黑蚂蚁也伺机往他们身上爬。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与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搏斗。结果,整个晚上两人都没怎么睡,而且浑身上下满是幸福的红疙瘩。
第二天早晨,估计学校大门已经打开,他们不敢同时返回。两人一前一后,拉开百十来米的距离,狼狈不堪地走进了校园。
平时在教室里,两个异性同桌总是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地下活动”尽量隐蔽进行。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让嗅觉灵敏的同学们抓到把柄。当其他男生预感到他们心中的女神已经“名花有主”时,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油然而生。
孝天师范学校每年开设一个英语班,专门培养英语教师,另外三个普学班是没有英语课的,而王加林却天天早上去校园外面的松树林里听英语广播,有时还让方红梅陪他练习对话和口语。这种不务正业的装腔作势,先成为大家抨击的口实。
“学什么英语!他就是故意装门面,表明自己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心,骗取女生的崇拜。”
“练习对话找男生不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生?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大家都盼望着王加林的狐狸尾巴早一天暴露出来,让学校领导秉公执法,对他从严处理,最好是开除他狗日的学籍。这样想的时候,大家又不愿意看到亲爱的红梅同学因此受到牵连。
师范毕业之后,方红梅分配到了她的家乡方湾镇中学,王加林则留在了花园镇。他先是在一所小学的“戴帽”初中里教语文,一年后调到了牌坊中学。
方湾镇和花园镇虽同属孝天县管辖,但一南一北,相距一百多里路。时空的阻隔有没有可能拆散这对稚嫩的鸳鸯呢?孝天师范毕业的男生们拭目以待。一些自认为实力较强的帅哥抢抓机遇,主动接近方红梅,甚至直接向她表白,挖王加林的“墙脚”。
不过,他们很快就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周末,方红梅和王加林都会舟车劳顿地聚到一起。不是红梅到花园镇,就是加林到方湾镇,他们不让每一个公休的日子在两地相思中度过。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方红梅通过与别人对调的方式,从方湾镇中学调到了牌坊中学,与自己心爱的人开始耳鬓厮磨,共筑爱巢。
前面我们已经不只一次提到牌坊中学,当然后面还将无数次地提到,因为这所学校对于故事的主人公王加林太重要了!毫不夸张的说,在这所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最珍贵、最温馨、最艰辛的,同时也是最依恋、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所学校呢?
牌坊中学位于花园镇东部,距镇中心大概有三四里路的样子。它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土岗的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点缀其间的小池塘。学校的前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铁路局修建的“五七”干校,专门用来关押铁路系统的“牛鬼蛇神”。干校停办后,交给地方管理,这才改为普通初级中学。
一个长方形院子围着五排红砖瓦房——这就是牌坊中学最初的模样。后来取得学校所在地关王村的支持,又获得关王村最有钱的建筑工头关金宇的赞助,把校园面积往西扩大了一倍,修建了一个供学生们上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操场。校大门也气派了许多,还有了门房和门卫。
牌坊中学的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和花园镇,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早上来念书或者教书,放学之后就全部走人。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不上学的日子,学校就成了“无人区”,校园里面看不见一个人影。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到来,才结束了学校无人居住的历史。假如他们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牌坊中学就是他们的伊甸园。
学校给他们一人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在最当中那排校舍的两头,中间隔着教师们上班的办公室。从宿舍安排的第一天起,老师们就觉得这种安排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就剩下这对热恋中的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里?
学校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上班时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红梅老师和加林老师的宿舍里去巡视,查找这对年轻人偷尝荤腥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这位好事者在红梅老师的床单上,现了一小块污渍构成的“地图”。中年女教师如同来了***一样兴奋,大呼小叫地“****引得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来围观!
于是,大家斗地主一般地对王加林进行审问,搞得一旁的红梅老师脸上如同泼了血。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更何况,没过多长时间,红梅老师就现自己怀了孕,因为“大姨妈”已经两个多月没光临。
两个荒唐的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当时他们还不到法定婚龄。去医院要求流产,医生要他们出示结婚证,两人只有怏怏地离开。
抽了个周末,他们又找到附近乡村的一位老中医,谎称自己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学生,求开堕胎药。
老中医见他们是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又是“铁老大”的公子小姐,就明目张胆地敲竹杠,要收他们1ooo元钱。
唉,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为怕老中医把他们的“丑事”泄露出去,所以编造了“铁路技校学生”的身份。他们顾此失彼,忽视了上铁路技校的都是有钱人,导致那个狡诈的老中医狮子大开口。如果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或许就不会引出这样的难题,地球人都知道,中小学教师穷得叮铛响,老中医怎么也不会报出1ooo元的天价。
当时流传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比较殷实的人家,家里屡屡失窃,于是换防盗门、安防盗窗、装电子眼,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但可恶的小偷仍然时不时光顾,让这家人头疼不已。后来他们突灵感,在大门上挂了个“教师之家”的牌子,从此便相安无事。由此可见,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是最好的“防盗措施”,自然也是最好的“防宰措施”。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每个月的工资都是42元人民币。两个人加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挣不到1ooo元,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呢?
回家后自是互相埋怨。红梅老师整日愁眉苦脸,时不时还伤心落泪。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不管不顾地茁壮成长,时间耽搁不起啊!
万般无奈,两人只有硬着头皮到校长那儿承认错误,提出要领结婚证,要求学校给他们开证明,同时把王加林的年龄写大一些。
校长姓关,是个中年妇女,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她非常赏识加林老师的才干。加林老师到牌坊中学的第三年,就被关校长委以重任,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还被提拔为学校团总支书记。恋爱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管住自己做出“荒唐事”,作为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关校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她二话没说,完全按照两位下属的要求,开好了证明。
好在当时还没实行居民身份证,负责婚姻登记的,又是个马虎随便、嘻嘻哈哈的小伙子。他连户口簿都没看,就在两张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上盖了章。
凭借《婚姻证明书》,红梅老师在加林老师的陪护下,去孝天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两个年轻人创造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他们残忍地扼杀了。
或许有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不理解:既然已经领了结婚证,又是第一胎,就生下来嘛!那个年代又不没实行准生证。
确实,他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生命保留下来的。
虽然“未婚先孕”会让他们在面子上觉得有点儿难堪,但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算不上太大的障碍。他们之所以选择放弃这个生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或者说,是他们觉得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抚养一个小孩。经济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两个人工作,而且都是人民教师,国家干部,尽管工资低一点儿,一个小孩还是能够养活的。
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小孩生下来之后谁来带?
红梅老师娘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红梅他爸和红梅他妈靠种三亩责任田,和方湾镇卫生院那份烧火做饭的临时工,供养三个孩子上中学,他们是抽不出时间来带小孩的。至于加林老师的父亲和母亲,那更是不能作半点儿指望!
王加林家里的情况太过复杂,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这既考验我们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读者的理解能力。我们还是省去所有的细枝末节,提纲挈领地理一理吧!
加林他奶年轻时没有生育,收养了自己亲哥哥的女儿——未满周岁的舅侄女白素珍作为自己的后人。
1962年,加林他爷积劳成疾,惨死在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工地上。在本家的鼓动下,加林他奶接纳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王厚义,作为上门女婿,随后与白素珍结婚。
白素珍和王厚义感情一直不好,据白素珍讲,她是因为被王厚义强奸之后,才忍辱与之结婚的。
两人结婚时,王厚义二十四岁,白素珍只有十六岁。
十六岁还不到国家规定的法定婚龄啊!但在王李村这样的落后乡村,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而且还相当普遍。没有谁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不相干的闲事。
结婚之后,王厚义和白素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家里经常是鸡飞狗跳,很少有消停的时候。
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加花。
因为有了孩子,两个冤家曾“协议停火”,夫妻关系有过短暂的改善。不过,好景不长,女儿刚刚满月,王厚义和白素珍之间的战火重燃,家里又开始硝烟弥漫。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已经同床共枕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如此不共戴天?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值得一提的是,王加花一岁半的时候,王加林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家伙出生那天,恰好赶上1965年元旦。
儿女双全了,又经过了婚后几年的磨合,王厚义和白素珍是不是就可以不闹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
又过了一年加半载,他们还是离婚了。白素珍带着女儿加花,回到了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住进了已经离世的亲生父母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屋。加林则跟着他奶和他爸王厚义,祖孙三人继续在王李村生活。
白素珍回白沙铺之后,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后来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了三线建设。
白素珍带着女儿加花过了十年单身生活。后来通过别人牵线搭桥,改嫁给了同样在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部队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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