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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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竹筷子或者木片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铺排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和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都出来了。

加林的这些愁肠事，对于千里之外的他妈白素珍来说，却是不足为道的。这个被愤怒和复仇的火焰燃烧着的女人，心里想的全是如何为她养母申冤、为她自己报仇，如何想办法夺回她养母留下的遗产。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这些冤情，白素珍也不会对儿子结婚的事情特别上心，因为她一直不同意加林与红梅恋爱，自始至终都反对他们走到一起。为了拆散这对“鸳鸯”，她已经作了两年多不懈的努力，写了三十多封信与儿子论战，母子二人几乎闹到“脱离关系”的地步。

安葬完养母，和加林一起从王李村到达花园镇时，白素珍是有时间去一趟牌坊中学的。加林也盛情邀请他妈去他工作的单位去看看，顺便见见他的女友方红梅，但白素珍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宁愿呆在花园火车站候车室里等上三个多小时，也不愿意去牌坊中学看那个破坏他们母子关系的“小妖精”。

回到河北保定，白素珍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报仇雪恨的事情，精心策划着如何报复王厚义，让这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四十五元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同时，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寄往孝天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和妇联，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王厚义。每一封控告信里都带有火药味，都少不了杀人犯、强奸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些字眼。

与此同时，她还开始了打官司的前期准备工作，多次写信征求老同学汤正源的意见，还和丈夫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普遍认为：王厚义虐待老人的情节比较严重，在加林他奶还有希望救活时，找借口放弃抢救，故意不作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行为，他已经丧失了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

素珍提到了聘请律师打官司，别人建议她请孝天本地的律师，说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相对比较便利，也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当她进一步问到，打官司最少得花多少钱时，别人开出的数目让她难以接受，心里自然也凉了一截。

“铁定赢的官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啊？”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真是太黑了，她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们提供的意见，结合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自己撰写起诉书，交给字写得比较好的丈夫老马，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然后用挂号信寄往孝天的司法机构。

但是，所有寄出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理睬和回复。

白素珍非常失望，非常伤心，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公检法这些衙门的官僚习气太严重，也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太不健全了。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是激了她的斗志，越想打赢这场官司。

素珍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思来想去，她决定春节休假回湖北，到孝天城的公检法机关面呈诉状，开启她的复仇之旅。因担心春节七天假期不够，她又向自己的工作单位——保定冲剪机床厂递交了请假条，希望领导能批她一个月的假期。

保定冲剪机床厂是一家小型国营企业。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全厂一百五十多名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

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区域，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往自行车龙头上挂上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行车。

虽说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却特别拴人，一时也不能离开，而且责任重大，一辆自行车大几十块钱，名牌车还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与白素珍倒班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她们当中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就得从早到晚地守着，连中饭都没办法回家吃。所以，请假之前，素珍还得征求别人的意见，取得别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倒班的小媳妇答应之后，她再去向保卫科长请假。因为白素珍提出的假期时间太长，出了保卫科长的审批权限，她又亲自去找了厂长。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时不时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白素珍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之际，把请假的事情搞定了。

但是，家里这时又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先是小儿子马军生病，持续不断地高烧，在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打了好几天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引丹毒性腿痛，双腿完全不能走路了，又转院到保定的大医院，住院治疗了二十三天才基本痊愈。

马军刚出院，小女儿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好几天都不能进食。

还有二女儿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好多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买东西送礼，还是一直没有着落。

后来，一家计算机开公司来找部队干休所，提出想租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丈夫老马以权谋私，谈判时把马红进计算机开公司上班作为租房的先决条件。

老实本分、原则性一直很强的马所长觉得这样影响不好，不愿意去提。

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丈夫耳边唠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她爸闹。

可怜的马所长被老少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有脸红耳热，吞吞吐吐地向别人提出了要求。没想到计算机开公司的经理答应得非常爽快，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最轻的活儿，每个月工资一百元。

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地嘲笑老马是木鱼脑袋瓜子。

就这样，租房协议顺利地签订了，计算机开公司也搬进了部队干休所的房子里办公，但在招收马红的问题上，他们却变卦了。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又完全不懂计算机开。

白素珍正为这件事情恼火，天天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有办法找别人理论。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嘛！

家里真是乱成了一团麻啊！

大儿子马杰和大女儿加花得知母亲准备去湖北打官司，都写信回来，明确表示不回保定过春节了。马杰去了他女朋友家里，加花陪她男朋友到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为留学美国做准备。

但是，纵有千难万险，哪怕百事缠身，白素珍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春节期间，她一定要回湖北，而且要闹得天翻地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她把春节期间准备回湖北“陪伴养母亡灵”的计划写信通告了儿子王加林。她在信中说：

“加林，我以前劝你与你父亲和好，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你父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申冤报仇！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加林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矛盾。

因为奶奶的离世，他恨父亲，也希望父亲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父亲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父亲去坐牢么？加林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毕竟给过他生命。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加林对他妈那种吵闹起来就随心所欲，完全不顾及公序良俗和他人感受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母亲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于是，多次写信劝他妈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

这些劝告丝毫不起作用。加林反而遭到白素珍毫不留情的痛骂。白素珍说，你是在可怜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颤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