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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延汗分兵三万,设想合围攻击东胜卫的两万明军,三日后大军才到达一个叫乌兰沟的地方,前方游骑来报称,东胜卫已经破城,守城领军战死。这位达延汗三王子部落台吉郝日烈颜非常自大,仗着手中三万人马,南侵以来从没遇到过对手,明军无不望风而逃。这一次听说明军有大量火炮才吃了亏,让郝日烈颜非常好奇明军的火炮真有那么厉害?不得不重视起来。
人过万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在明军各团营中有一个部门,拿着比普通士兵高出几倍的高薪月银,这个部门就是斥候部队,团、营、连级军队中都有自己的斥候部队,人数一般是百人左右,所装备也是精良,有一枝长枪,一枝短枪,还有一把斩马刀及能装在长枪上的刺棱刀,人人都有一架望远镜,配三枚火油手雷,一只搪瓷杯子及铁制水壶,身着背心盔甲,头戴钢制头盔,一人一马,主要是侦察、收集情报、传递文书及战场信息。不到最后是不会主动去袭击敌人。所以个个练就一身武艺和马术,也是各团营中的精英。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是能写会算的“书生”。比如章子俊的整个警卫连,就是斥候部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古代通讯全靠嗓门喊的年代,要组建大量的斥候部队来保障相互间的联络,以及发敌在先,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在章子俊的军队中有一个不成命的规定,从小旗、总旗、排、连这些队伍中的低级长官,都是从斥候部队中来的,而这些人跟大头兵所不同的不是个人武艺有多么的厉害,也不是作战有多么勇猛,而是能写会算,脑子机灵的读书人。
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跟当前的儒学明朝人有其观念上的区别,明白了这大明江山不是朱家人的江山,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章子俊把明末清初黄宗羲的论调写进了教科书,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强调了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观念。
君主的角色应是人民最大的公仆,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明白当前专制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暗中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这样的观点很是大逆不道,对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把崭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为主体,而“民本”思想则是以君主为主体,“民”只是作为君主政权的关键成分而已,它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家治理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主仆关系,更不可以“父子”相比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治,所以就需要臣吏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天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君与臣的差别只是为天下服务的分工不同而已。
特别是提出了“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呼吁天下士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为官者应该努力追求“天下大治”,所谓治应该是民众的安乐。“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告诫官吏的职责要以“万民之忧乐”为依归,官吏应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君主服务。
对于这样的论调早已在《大明科技报》上争论的热火朝天,这种“大逆”之言,已经弄的朝堂上分成了两派,打破了当前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的学说,也打破了“君为臣纲”的思想藩篱,兴起了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加上最近,平安伯发出的《驱逐鞑靼,保家卫国》的文章后,很多读书人才明白了个中的道理,天下不是君主帝王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全天下人的天下。阴阳调和,不偏长哪一类;甘露时雨,不偏爱哪一物;万民之主,不偏袒哪一个。我们保卫的是这个国家、民族、全天下人,而不是某一家的天下。
有叫好的,当然也有大部分得利益当权者鞭挞这种不忠、不孝的论调,这种颠覆以往“忠君”思想的儒生更是视为叛逆。不就是想要造反吗?
可是这种论调还很难降罪,因为通篇都是以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骨而铺展,又加上《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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