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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体制是“三堂体制”即“镇守太监、总兵官和巡抚都御使”。总兵官负责指挥军队,镇守太监负责监督,巡抚都御史负责政务。长年以来,乱情不止,其原则主要是两地的官府在平乱的时候,都把叛乱往对方的地方驱赶,互相推诿扯皮。
镇守太监作为皇宫派出的代表,拥有监视地方省级以下所有官员的权力,这导致了与地方官府在权力上的直接冲突。镇守太监的职责包括监督地方军政要务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与地方官府发生权力争夺。
镇守太监的职责与地方官府的职责存在重叠,特别是在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例如,在明代,镇守太监负责监督防地军事,而地方官府则负责行政管理。这种职责上的重叠导致了双方在执行任务时的冲突和摩擦。
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府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矛盾。镇守太监作为皇权的代表,实际上是皇权的延伸,往往在地方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导致地方官府在资源分配和决策上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利益上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新来乍到的镇守太监陈初,一上来就要章子俊交出军政大权,由镇守府衙门领导,还有每月上缴银三千两,用作镇守衙门日常开支,每年上缴税银二十万两为内库银,章子俊不予理会,陈初就派人开始在平安镇内挨家挨户收取“建衙银,”平安镇内各地行馆,工厂作坊,各地商贸行,车马行遍布,消息一出就弄的怨声载道。
镇守衙门规定,每家商户每月上缴镇守衙门管理费一钱银豪,工坊工厂按大小规模缴纳五个银元至一个银元,商贸行及车马行等缴纳三个银元... ...。
特别针对那些流动摊贩也要缴纳市金了。还针对学堂,科研单位,医院,车站,采矿,炼铁炉收取营收税,这些可是章子俊的基本盘,先不说收取多少,很明显是朝廷用一个镇守衙门来搅乱来了。
接着为了朝廷有效的管理收取“丁税”。明朝时期,人头税与田税、徭役三种租税并存。田税是交粮食,人头税是交钱,徭役是出力干活。这一下镇守衙门触碰到了章子俊的底线了,这几十年来,平安镇为何繁荣,是因为平安镇从未有过这种收费,已经取消了这三种税,伯爷说了,平安镇只收取一种经营管理费,沿街叫卖的流动摊贩,摆摊是不收市金,厘金的,门市商户们每月五个铜板,行商馆舍每月一个小银豪,工矿大厂才收取五至一个银币,收取的费用用于维护周围环境,建造厕所,疏通排水,打扫卫生,维护治安等。其它的费用全无。
什么二十税一,十五税一这些在平安镇是没有的,连进城费也没有,最说了平安镇也没有路卡和城墙。
可是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衙门又增加了费用,弄得商户们懵了,不是交不起,而是适应不了,其费用还不低。当然是抵触的。
后然实在是看不下去也推诿不了,章子俊说道:“镇守大人,本伯不参和朝廷政事也没有军队,只有几十名私家护院,哪来的军政大权?再有,本伯已经几十年没有领到朝廷的俸禄,哪有钱财交银,岂有此礼。”
陈初也不多问了,直接上疏弹劾,专门跋扈,藐视朝廷,委任不专,法令不行,人心不兴,远朝廷而亲安伯也。边关危矣,望陛下大举乾纲,降罪已他,或罢黜除名。
幼稚,幼稚矣!当朱祐樘看到内务府送来的这份奏章,连喊了两声幼稚,随即就招来谢迁,刘大夏商量此事,还没有说及镇守太监陈初在平安镇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刘大夏奏道:“今有一事,庄浪土著首领鲁麟任甘肃副将,求升大将不成,恃其部众强,擅自回到庄浪。后又私下联络平安伯处举兵求大将,被平安伯回绝,恼羞成怒之下大骂平安伯拥私兵谋反。
廷臣担心其生变想授鲁麟大帅印,又想召他回京师,安置在不紧要的地方。刘大夏请求奖励其先世忠顺,而听任鲁麟闲居。”
(鲁麟向来凶狠残暴失去众人之心,没有兵权无法有所作为,最后闷闷不乐而病死。)
谢迁道:“廷臣也是担心平安伯不可控也,兵部早作安排,首先在京城附近驻兵作为左右辅佐。”
刘大夏道:“保定设都司统率五卫,祖宗之意也是如此。请遣还操练军士,一万人作为西卫,将驻扎在密云、蓟州,朔州的军队作为东卫。”
对于镇守宦官,作为文臣的谢迁还是刘大夏都不赞同,刘大夏磕头说:“对事情的决定,外边的交付政府部门,内部的向阁臣咨询就行了。揭帖易滋长弊病,不可作为后世效法。”意思是说这些事情不用镇守宦官决策。
朱祐樘又问;“天下何时太平?”刘大夏答曰:“求治不能太性急,不过用人行政全都与大臣面议,恰当的再实行,时间长了天下自然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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