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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布犁稍微思考了一会才开口道:

“陛下,有没有可能民间用于交易的商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朝廷可以用来征税的也极为有限。

到了一定程度,商人无利可图,做生意的人少了,商税没有丝毫减少。

南宋就只能进一步的增加两税制的附加税,国土面积小,军事压力大,中央屡屡向地方征调赋税。

地方官府不得不以附加税等各种苛捐杂税向百姓征敛,再加上地方官贪腐,征敛的更凶。

民生凋敝之下,南宋无力应对外来武力,最终崩溃。

正如唐太宗所言,割股啖腹,腹饱身毙。”

就算大宋的商业再发达,它也是农业社会,没那么多的经济剩余。

哪有太多的税给你收,盘子就那么大点。

权贵们吃的盆满钵满,剩下的才是小民所分,一旦权贵没吃到盆满钵满,留下来给小民的份额就更少了。

南宋如何能维持住基本盘不崩?

王布犁的话倒是让朱元璋若有所思,那南明没有存续下去,也是有这个缘故喽?

朱标是有些理解的,因为他的老师们曾经教导过他。

在“商鞅变法”之后,王朝虽然以君权为核心、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立,但它毕竟承认君主应该“为天下人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的制度理想。

要是没有这一点,那政权就没有正义支持,也无法绵延不倒。

哪像元朝一样,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是以掠夺为根本。

成吉思汗的名言是:“天下土地宽广,全靠自己去占,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

即使到了政权相对稳定的窝阔台时期,他也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汉人得来无用,考虑杀光,以便让草木生长,把地用来放牧。

不过大臣耶律楚材劝他保留汉人从事生产,然后向他们征税,这样一年至少可以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远远胜过掠夺或者放牧。

于是,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征税制度。

一年之后,窝阔台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要不是你的建议,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

所欲大元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元开国初的数个财政大臣,几乎都是来自中亚的商人,并无治国经验,各行省财政官员,常常任用那些号称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人。

忽必烈时期,姚文龙声称可以从江南地区获得2500万两银子的财赋,于是被任命为江西宣慰使。

总之,就是谁能给朕搞来更多的钱。

朕就用谁当官。

大元对于治国的制度也就那样,很是粗糙,反正自古以来放牧那就是粗犷管理。

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坐寇—流寇”的区别。

靠征税的“坐寇”比靠劫掠的“流寇”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瞧着王布犁道:

“朕就是鉴于宋元的教训,知道国家的收入建立在收商税上会过分压榨百姓,所以朕才排斥商税,重点收取田地赋税作为大明的主要来源。”

这也是黄仁宇评价的内向、保守的“洪武型财政”。

短期内缓解了大明的财政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验证,成为大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财政是为了掠夺民众的财富而产生的,因此大量使用了最为便当的税商形式,并特别运用了包税制和滥发纸币这两种恶劣的掠夺手段,以至于到最后带来官民双输的结果。

朱元璋也深受其害,自然是不能放任这个教训在大明上演。

“陛下说的在理。”

王布犁附和了一句,其实老朱能想出这法子已经是很棒了。

只是哪有百年的政策,最终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的进行调整。

朱元璋过于保守,认为用他制定出来的法子,就已经能够保证大明长久的运行下去。

“朕方才在想穷富变化的事情,从洪武三年开始,就记录了人员和财产的户帖制度。”朱元璋喝了口茶水:“所以朕一直都在想,要以户为单位建立更加严密的人口账册。

在账册上登记各户的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财产,以里(110户)进行汇总装订。

每十年一造,经核定后,一式四份分别送户部、布政司、府、县,以作为征派钱粮、佥发徭役的依据。

地方官府必须及时把土地产权变更情况记录在内。”

“陛下,此法大善。”

胡惟庸连忙吹捧了一句,尽管这种模式在应天府已经实行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推广到全国去。

最主要的是还是籍属,主要分为军民匠三大类。

“那便从今年开始重新厘定。”

朱元璋也懒得多废话,其实这种造册的事情,他很重视上面的真实性,也是因为空印案大怒。

反映地方政府真实收支状况的财政账册,居然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在填写之前就已用印,这意味着具体经办人员无论怎样填写都已经被上面的主管官员认可。

如此一来,朱元璋想要通过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及具体经办官员的目的,显然达不到。

可是在实践操作中,如果不使用空印,账册制度运行就可能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可行。

就像空印案中存在的重造账册的可能,以及上解钱粮的路途损耗等问题。

“在这些年登记的时候,朕没少发现这些奸滑之徒瞒报漏报。

尤其是两浙富户,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田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瞒州县,州县欺瞒府,奸弊百出。”

朱元璋一想起这事就十分的恼火,又时不时的让他想起空印案这件事。

他们全都该死!

要不是标儿心善,朱元璋可是想要把那些人全都杀了,而不是只杀了几百人,其余大多数官员都被发配到凤阳去干苦力。

可以说在明初这段时间内,凤阳的读书人和曾经的富户那可太多了!

属实是儒家聚集地了。

大家都有着共同话题。

朱元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直接采取奖励受寄之家出官首告,就将本田赏给他,永为己业的法子。

既然要送别玩什么假送,你跟朕说,朕直接把这块田地真的送给你。

只要你按时交税,剩下的全都是你的,用不着再看人脸色。

朱元璋的这一套法子是把人限定在土地上,从而实现赋税和徭役的世代进行。

同时对于地主富豪隐瞒土地,规避赋役,也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但是诡寄之风依旧盛行,朱元璋的这条奖励法子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陛下,有关监察制度,臣突然有些想法。”

胡惟庸坐在天子身旁开口提了一嘴。

“嗯,尽管说。”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今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王布犁的戒备心里。

可惜这小子说了这么多,七扯八扯的就是不放下戒心。

朱元璋是真不知道这小子再防备什么。

“御史台皆是查询官员,对于百姓探查的不多,如今各地又设立了布政司。

莫不如设立一些监察御史,正九品,在各地探查军屯之事以及民间百姓之事。

为了防之有人诓骗陛下,最好设置一明一暗,方能更好的体察民情。”

胡惟庸的建议在朱元璋听来,还是蛮不错的。

“嗯,有道理。”

朱元璋应了一声,那些被派去北方历练的国子监学子们,也同样有这個作用。

正九品官职不高,不如地方知县。

但是能直接给天子上书汇报所查所见,也有了那么一丝的钦差的意思。

洪武七年的时候户部统计过大明各地开垦荒田有九十二万多顷,但是今年被工部的一个官员给抖露出来了。

于文明下去指导修路后,顺便就看了看周遭的田地,结果是土旷民稀,垦辟有限,所在的官员多是责令里甲增报亩数,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政绩。

谎报政绩这种事,在封建王朝是难免的。

只要我升迁了,哪管后面继任的官员能不能按照田册收上税来啊?

“好需要好好研究一二。”

朱元璋码牌又询问道:“布犁,那白莲教凶手可抓住了?”

王布犁心想扯七扯八的总算是回到了这件事上,于是开口道:

“还没有,此人很是狡猾。”

“需要不要帮助?”

“若是有陛下的帮助,能够快速抓住凶手,如此一来也能安稳人心。”

王布犁并没有拒绝老朱要动用检校的意思。

有些地方并不是他们这些衙役能够轻易发现的,尤其是检校的铺设,朱元璋还是非常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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