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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如白马过隙,不知不觉都阔别这些年头了!”
徐怀着晋龙泉等人坐下来说话,感慨的说道。
王禀早初就是坚决反对朝廷约盟赤扈伐燕而遭流贬唐州,桐柏山匪乱前后,徐怀对将来局势的判断更为悲观,但绝大多数世人哪里会想得到这些?
桐柏山匪乱剿平之后,晋龙泉还以为天下靖平,他又无意与徐氏在桐柏山里争权夺势,就回到县里想着好好打理家业,却不想短短两三年间天下形势果如徐怀预料的那般陡然直下。
徐怀率部从朔州撤回到桐柏山,负责新置淮源县,晋龙泉那时就决定与唐天德投奔桐柏山众人。
徐怀当时为了扭转将卒地位低微、饱受歧视压制、家属生存艰难等困境,为了筹措足够的养兵之资,在桐柏山强行推广新政,极大“伤害”了大姓宗缙在地方上的利益;徐怀就决定晋龙泉留在泌阳县里,以便随时观察士绅宗缙的动静。
等到建继帝在襄阳登基,又由于新政的缘故,初成势力的楚山在朝中受到士臣群体普遍的抨击与抵制;随着楚山防区逐步扩大到汝、蔡、申三州,受新政侵夺利益的缙绅群体也日益庞大起来,甚至围绕晋庄成等人在朝中拧成一股仇视楚山的派系势力。
晋龙泉也就借着身为晋氏族人的便利,一直潜伏在晋庄成身边。
虽说晋龙泉这些年以潜伏为主,并没有几次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秘密行动,但晋龙泉贴身对晋庄成以及士臣、南阳籍士绅群体的观察,为京襄(楚山)及时正确的判断朝堂局势,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京楚(楚山)这些年能从容应对朝堂各种微妙变化的关键之一。
不过,也因为深藏潜伏的原因,晋龙泉在桐柏山匪乱剿灭之后,这些年都没能有机会与徐怀见上一面。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京襄都不会公开承认晋龙泉乃是京襄暗子,更不会承认逃京之变乃京襄设计打草惊蛇所致。
原计划是晋龙泉留在徐怀身边充当幕职过渡一段时间,但接下来迁都襄阳,整个江淮地区的监司机构及官员队伍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也需要安插一批京襄系的将臣,确保平稳过渡。
晋龙泉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军政主官,但京襄系内部对江淮事务之了解,没有几人比他更甚,在这个节骨眼下,徐怀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江淮做事。
江淮地区,接下来较为主要的事务,一方面除了江南东路监司需要重新迁回建邺外,徐怀计划对淮西进行拆分,将淮西南部的庐州、舒州、和州并入江南东路,蕲州划入荆湖北路。
淮西北部的寿州、濠州,徐怀想着划出一个独立的战区,设置行营统辖军政事务。
寿濠行营,以邓珪、杨祁业为正副都统制,协同负责淮河中游的守战之事。
而新的江南东路,徐怀属意刘衍出任制置安抚使。
除了原江东路经略使、转运使、提举常平仓使、提点刑狱公事,出任制置副使,协助刘衍分执帅司、漕司、宪司、仓司等事外,董成也将以制置副使出知建邺府事。
与大越以往想尽一切办法限制监司权柄、使诸监司之间相互制衡不同,徐怀则想着尽可能扩大路一级的权力。
即便暂时还不宜直接推出行省制,一正使五副使的配置,也足以令制置安抚使司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地方。
相应的,中枢也将减少对州县一级的直接干涉;下一步除了核心州,如庐州、宣州等升格为府外,普通州县的主政官员及核心吏职,考核、升擢等事都将划归制置安抚司直接负责,中枢吏部不再干涉。
说白了,将来倘若想要将包括河湟、河陇、燕云、吐蕃、西域、漠南、辽东等地,都纳入帝国的版图,没有足够强势的路或行省一级常驻军政机构,如何去有效的治理、管控?
事事都将权柄收归中枢,州县重要事务都需要在禀报中枢后才能施行,大越以往疆域较小,还能勉强维持,但等到帝国的疆域扩大三四倍,到时候又受限于当世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施政效率将低到何等地步?
江南东路除了辖域即将扩大近半,除了需要处置旧都种种遗留问题,兼理长江中游的防务外,还需要对长江以北的庐州、舒州、和州等地进行清田屯种。
为保证政局的平稳过渡,清田等事暂时不会涉及长江以南区域,但两次淮南会战,除了寿州、濠州等地备受摧残,淮西南部诸州县,人口流失也异常严重。
对于有底子可查、可追溯的耕地宅院,徐怀不会去动,会尽可能协助旧主还归淮西,但对旧主罹难于战难的田宅,以及以往为宗族缙绅侵占河滩、溪湖、山林所新开垦或逃避税赋未录田册的田地,徐怀则不会手软了,更不会坐视建邺等地官员士绅肆无忌惮的伸手过来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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