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6章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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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了，实体空心化。”顾展砚轻松地说道，“别的我不知道，就资本逐利的目的，单单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就够香江发展这么多的成熟的轻型制造业的厂商心动了。香江商业地产租金年年涨，压缩了制造商的利润。”

“继续？”路西菲尔不动声色地说道。

“另外香江没有重工业基础，你可以看看港英政府发展经济政策方向与展望白皮书，是直接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向金融、地产、贸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本身没有生产能力，是无法创造财富的，服务业分成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都是生活性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增长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则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最紧密的就是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分工发展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链向售后阶段的延伸，才引发了对金融、贸易和物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顾展砚微微一笑道，“怎么样，我说的可对。”

顾展硕莞尔一笑道，“出了香江，才知道世界之大，体会的更深。世界上不乏纽约、伦敦等服务业比重和香江相若的城市经济体，它们在长期发展中都能保持住持久的优势地位，这其中的道理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需要远较制造业为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纽约和伦敦等金融中心，都是处在本国制造业的中心位置，与本国实体经济之间是‘零距离’，而香江？呵呵……”

路西菲尔拍了拍顾展砚地肩头道，“说的对！”接着戏谑道，“小子，很有一套吗？”

“看你们说的香江没有那么差吧！它也有一个天然的优良港口，商业大港。”陆江丹出言辩解道。

“呵呵……”贺铮嘴边向上斜斜的拉出一个弧度。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香江没有成为商业大港的地理条件。一个商业大港的形成有很多条件，从定义上它自然必须是一个优良的海港，所谓优良的海港就是港阔水深。这是一个非常肤浅、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仅是港阔水深是不够的，夏威夷也是港阔水深，能成为商业大港吗？当然不能。一个优良的海港要成为商业大港，它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拥有广大的腹地。腹地就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上面有大量的优质人口与庞大的生产。其实重点就在庞大的生产这五个字上，广袤的土地与大量的优质人口不过是庞大生产的保证罢了。

商业大港唯一的功能就是物流。如果一个海港没有庞大的生产作为腹地，就无物可流，那么要这个港口做什么？”

“腹地？”

“举个例子，福州与厦门不可能成为商业大港。因为这两个港口都没有广大的腹地。福建多山，人口不够多，生产力也不够大，闽江流域太小又贫瘠，闽江口的福州没有什么物可流。厦门是个孤岛，条件就更差了。这是为什么福建人多往海外发展。因为家乡的自然条件不好但是出海方便。福州与厦门即使港口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商业大港。”路西菲尔不紧不慢地说道。

“相反的，上海的天然条件并不是一个优良的海港，因为水太浅，解放前赴上海的大轮船都是停在江心，由小驳轮把客货运到岸上。但是上海有广大的腹地整个长江流域的肥沃平原、大量的优质人**大与复旦等一流学府，与庞大的生产、农产品、农产加工品、与各种轻、重工业产品，构成物流的充分条件。重要的是，现代的工程技术发达，人工港口不是问题，开挖一个都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顾雅螺朝贺铮眨眨眼笑道。最后一句话熟悉吧！

“你们说的对，河流决定一个港口的腹地。上海的腹地是长江流域，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就注定是中国的第一大商港，这个地位不可能动摇。”贺铮反问道。“那么，南方呢？”

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珠江喽！”

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虽比不上长江，但也非常富饶。

“珠江的出海口在羊城，这就决定珠江流域的商业大港是羊城。”贺铮打了个响指道。“羊城，两千多年以来羊城就是中国对南洋各国的贸易中心，繁华的程度远超过新加坡，那时的上海不过是个小渔村。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西洋人和西洋文明最先进入中国的地方也是羊城。历史上，羊城在国际贸易上一直占据中国的龙头地位直到19世纪才被上海取代。”

顾雅螺挂上鱼饵，甩出钓鱼竿，“如果要分析羊城，就不能只看羊城，必须看整个珠江三角洲。羊城是中国华南的最佳出海口，所以就像上海拥有华东，羊城拥有广大的华南作为它的腹地。我们要知道，从武汉到羊城要比到上海更近和更快。只要华南的公路和铁路提速，羊城的发展不可限量。尤其珠江三角洲是非常富饶之地而且人文荟萃，不但农产丰富而且工业发达还有一所非常优良的高等学府。

并且有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生产力决定一切。聪明又勤劳的羊城人战天斗地完全可以把珠江三角洲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于是一个商业大港必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具备了，其他都是次要的，完全不足为虑，方圆５百公里之内不可能有任何港口可以取代羊城。”

路西菲尔做起来看向贺铮道，“有没有想过这样解决问题。”手指比划了打枪的手势，“这样一劳永逸，彻底解决。”

“你……你可真敢想？”贺铮惊讶道，随即慎重地说道，“十年动乱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调，经济和政治的损失非常巨大，尤其是后者。钱的问题以后也许还赚得回来，政治上的时机错过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