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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我不能进，但严老师在里面。

严希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我们是朋友。我不是她的亲人、亲戚，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重症监护室的预约，所以我不能去看她。

仅此而已。

我记得，有一次大雨把我困在了教学楼前，然后严老师叫住正想往大雨里冲的我：“邬云，你没带伞么？”

然后我很尴尬的转过身去，“呃……是啊。”

然后她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也是唉，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办公室喝喝茶，等雨停吧。”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去办公室喝茶”这种事一般没有我的份。

后来严老师还是拖我去了，在办公室里唠嗑唠到了雨停。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在说我听。当时就觉得，严老师唠家常的能力很强。

那件事之后，严老师在我心里的地位从“较熟的老师”变成了“一般的熟人”。

和老师成为朋友这种事情，是我不敢想象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永远是那么严肃的面孔，一尘不变的讲课方法，在学生心中永远是那么的崇高伟大。

但是后来，我成了严老师的朋友。

这是后话了。

我在医院里东逛西逛了一个下午，暗中逃不过“上刑场”的命运。

从医院走到小区里，那拉家常的阿姨们仍围成一圈。路过她们那，可以听见“不负责任的父母”“后妈”之类的话。

这些话似乎在说我，但这句话从与我不相干的人嘴里蹦出，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

躲过他们，看到了一位焦急的邬爸爸，以及他那看似平稳却不安的步伐。

“爸，走了。”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快速离开我视线的景物，听着爸爸边开车边跟我讲那个阿姨的情况，然后满脑子都是“我准备好见那个孩子了吗”类似的想法。

很烦，莫名让人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