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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隐之特地到石门喝了一勺贪泉的水,并题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泉,一歃怀千金,试使齐夷饮,终当不易心。”驳斥了贪官污吏的谬论。
当然,“饮之辄使人贪”,这是无稽之谈,但这个故事亦说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官吏藉此而贪污。故《晋书·吴隐之传》又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据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引阿拉伯人古行记的记载说:“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镔掷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马斯欧迪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成书于公元九四七年)也有记载,谓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
参见桑原鹭商《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一文,载《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当时的外国船“每岁数至”。并且有十余艘之多。(参见《南史》卷五一《肖励传》)
清郝玉麟的《广东志》记载外国商人前来广州贸易时,亦列有师子、毗加梨、干陁利、阇婆、狼牙修、盘盘、顿遜等十国余。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有占婆、扶南、诃罗单和干陁利等国。
占婆在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中,先后派出二十多次使节来洛阳和南京访问朝贡。外国的朝贡就包含有通商的成分在内。
扶南是雄霸东南亚数世纪的强国,从西晋武帝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起,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止,扶南王国曾先后派遗二十多次使节来南京访问朝贡。也是当时和我国通商的主要贸易国。
诃罗单和干陁利虽然前来朝贡的次数不如以上的两个国家多,但由于地处东南亚各国通商贸易的要冲,再联系到法显《佛国记》的有关记载,这两个国家与广州的通商据推测也会非常频繁。
德人夏德氏也认为:那个时期外国商人开辟了广州这一重要市场。但由于文献记载非常简略,所以还无法对当时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叙述。
在这期间,输入我国的主要物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棉布)、郁金、苏合(香料)、沉擅、兜鍪等等。
输出的商品以绫、绢、丝、锦为大宗。此外,还有奴隶交易,据《梁书·王僧孺传》称,广州每年都有从高凉郡(今阳江高州一带)运来的“生口”(即奴隶),卖给外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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