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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他把沈同学也喊了过来,还把另外一个我没想到的大学张同学给叫来。多年不曾见面的四位同学,那刻相聚在刘的家里,说说笑笑的不经意间,我妻子和刘爱人共同做好的饭菜,就端上了桌,几家人和同学都围拢在一起,一直到了晚上十二点多,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三中午,我们在刘同学家对面的公园里,等到了再次赶过来的沈同学,因为刘也没去过在附近沈的新家,我们就又三家人,一同步行去了沈同学的家。上了高层的电梯,进了沈刚刚装修的新家,屋子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两位还没有办理正式结婚仪式的新人,领着我们到处看他们的装修。看到他们的家,再想想我内地的那套两家公用的老房子,顿觉信心百倍和动力十足,榜样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那刻我这么想!并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打工工作,并依靠打工,在未来也让自己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单元房,这是我当时第一要务。所以说,去深圳的那趟行程,既是游玩之旅,也是拜见老同学之旅,更是看他们成绩,给自己充电和矗立信心之旅。
初三的晚上,我们在临近夜色的时候,又辗转从深圳回到了爱迪花园租住的“家”!开门的瞬间,看到子祥在屋子的沙发上斜躺着看电视。寒暄之后,我们把从深圳给子祥所带风味食品,放到了茶几上,一同边看电视边聊天,孩子也跟过来,叔叔长叔叔短的和他嘻嘻。说真的,那时,虽然子祥没有女朋友,但他很喜欢孩子,也很有耐心,孩子在和他接触的一个月里,也积淀出了长幼的情谊。一个五岁多的孩子,小时候的很多经历,一般能留下的印迹,是模糊和断续的,有些干脆多年后也就不曾记得,因为后来我问她,小时去深圳世界之窗的记忆,她答没有多少印象,影影绰绰的,但唯独对广东的小任叔叔,印象深刻,乃至她成长的年代,只要任子祥后来路过西安,她都极其乐意与我同去接待或看望他,足见小任叔叔,在她心灵里是何等的位子,难得从五岁开始就记得他,我想子祥也是幸福的。
正月初四那天,我们没有出去,由我和子祥帮忙,爱人主厨,在房子给我们整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鱼、肉、菜俱全。我与小任两人说说笑笑,对饮到下午将近四点,居然把一斤多的白酒细斟慢饮消灭掉了,而孩子边看电视,便在屋子里跑这跑那。后来,小任陪她去阳台放鞭炮。
在这波同在嘉埔上班同来打工的老乡中,小任整个过程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我大他五岁多,但我们在嘉埔就这么愉快的处了近乎一年多的光景,而他也经历了同我一起在爱迪花园同屋并搬了三次的家。爱人那年在我们那里总共待了四十九天,她走后,我们俩有次在爱迪花园夜市上看路边各种小玩意,无形中遇到量身高体重预测身体指数的测量仪器,我们每人花费了五毛钱,分别站了上去。随着机器程序启动,从测量的口中吐出一张测量结果的纸片,我们低头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结果给吓了一跳,我的体重居然从六十七公斤一下升到了七十三公斤,小任也从七十公斤奔到了八十公斤以上的级别,我们对视的大笑了。看来,我妻子来的这段光景,伙食真的不错,再回忆频繁的鸡汤和鱼肉伙食,再加之晚上看电视,不象以前活动多,造就了体重的增加,我们从那就进入了偏胖的时代。这段划时代的趣闻和话料,后来经常和子祥提及,因为它是里程碑的“事件”,印象深刻。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的初七,我们又投入到了和去年一样在嘉埔的上班下班正常轨迹。爱人和孩子是在过了正月十五后,返回西安的,临走的时候,作为开市大吉,Willsun 杨经理请我们组包括我爱人和孩子,在宏远餐厅吃了一顿聚餐,大家那夜也都很开心,同事、家人和领导一起,回味过去,展望来年。说实在的,去年从西安来公司的这帮老乡,多数都没有过外企工作的经历,但经过这一年的打工锤炼,无论从对打工过程的理解,和在公司各技术口上的位置,都成了绝对的技术骨干,公司对此也相当的满意,过节后工资也都做了不同程度特别上调,去年除了一位老乡也就是张录军返回内地外,其他人春节后,均按规定时间到齐公司开工。
由于嘉埔公司工程部大部分都是做项目的,多数的项目一旦孵化成熟,或者有了十足的把握,公司就会把其中的一部分技术和项目转化出去,让别人承接,接着再做下一个的新项目,拿现在时髦说法就是技术风投及运作,这在内地到二十一世纪才被广泛的接受,而香港早就有了此类流程和做法,可见大陆是落后了许多。我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还觉得好好的产品都快成功了为什么要转让别人,站的现在,再来理解公司的作为,就是很正常的举动了,工程部的项目组要的就是这块利润,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理解到这个层面,其实替老板操这份心,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理解。我们E700组里这个婴儿摇床产品,当时也迎来了相应转让变化。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约莫三点多,Willsun 杨经理带着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我所在的办公室,经过介绍此人是香港惠美公司的工程师,香港籍,带一副金丝边眼镜,中等身材,身形稍微胖的中年男子,说话一口地道的粤语,Willsun 杨经理称呼他Sam豪。后来我才知道,公司把婴儿摇床后期的小批和批量生产,将交给香港惠美公司,在没有正式生产前这段过度开发期,嘉埔和惠美两家公司,将同时完善技术问题。在随后的一个半月里,Sam豪只要来内地都会与我同屋办公,我依然属于嘉埔技术人员,Sam豪则代表惠美公司。我们一起工作了三个月后,也就是当年五月一日后,和我一起做试验和装配的那位大专学历的装配技术员,也就转成了惠美公司的职员了,我、Sam豪和装配技术员小王,一起组成了联合团体,合作进行着后续的开发、完善和工程应用转化工作。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的计算机绘图熟练程度越来越好,其他各种办公操作软件,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工程应用锤炼,其中部分还是经理在业余时间单独培训的我们,这些细节,后来离开公司时都很感激Willsun 杨经理。
在进入当年的九月份,我们已经在实验室里,赶制出了五台份生产样机,在一边组装和试验过程中,我还连续带着样机,三天持续跑到深圳的罗湖口岸,象电影里的特务一样,将装有样机并伪装成生活用品的袋子,交给香港过来的同事,因为当时有规定,是装置类就必须报关,但当时任务急,所以公司让我带给接货的人。后来,对于工程化的零件,又持续进行了几个月的供应商寻找、试加工和验收工作,忙忙碌碌,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九九九年的年终。
过了二零零年的春节,上班后,我们这个项目的工程化彻底转交给了惠美公司,惠美就此也将项目试验和报价等后续工作彻底接了过去,我成了他们的顾问。上班期间,就去看看小王和惠美在公司另外的一间办公室里忙碌,特忙的时候也去帮忙。加之当时项目组的新项目还没有明确下来,所以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上班相当清闲。而Willsun 杨经理新年后,忙于公司ISO9000认证达标复审工作,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到我们组。
春节过后,第一个从公司辞职的就是我们组的张军力,我也开始在私下里参加了几次春季交流会议,也初步也有了离开公司的念头。其实,离开的理由,主要是按照目前的状况,我很快就没有事情可做。再说,做项目就是做单,长此以往,相对自己塑料和模具专业可以说是一种荒废,而该专业当时在广东正是热门的行业,所以清淡的项目和无所事事的反差,都促使我愈来想换家打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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