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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子所做许多事,其实最初的时候,往往只是源于一个很简单的念头,未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宏大的全盘计划。只是在事情做起来之后,或是有了更大的潜在价值,或是有些麻烦和隐患需要解决掉,缓步密行,渐渐有了一些局面。
比如最开始与庾条合作搞隐爵,只是为了要应付庾条向他讨要财物的无礼要求,后来一步一步到了很大的规模。
而当下这一件事,其实开始也只是为了将郊外那些乱坟集中迁移到一个墓区,避免再干扰到建康营建工程的进行。只是事情做起来之后,随着声势渐长,加入的人也越多,便也体现出了好处和隐患。
大凡要做事,永远不要幻想能够讨好所有人,麻烦和阻碍总会不经意的显露出来。后世有一句俗语,当一个人想要奋斗通往成功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与其作对。这话或是调侃,但从不同角度而言,都是各有滋味。
尽量挖掘一件事的更深潜在价值,从而衍生出新的机会,这是沈哲子一贯的思路。迁坟这一件事闹得声势这么大,都内瞩目,如果只是挖个坑再埋一遍就了事,未免有些可惜。况且这件事背后所隐藏着的阴招暗箭,沈哲子也不得不防。
叨叨了那么半天,沈哲子就是为的让众人注意力暂且从这件事情上挪开,顺此延伸下去。如果只是一人作言,未免有些乏味,谢尚对他的意图了解倒是很恰当。他就是要趁着这件事所营造出的声势,主持编写一部东晋的《世说新语》!
谢尚的话,给了众人很大的启发,纷纷各抒己见,加入到了讨论之中。
时下类似的笔记文志并不在少数,写人的也有,写鬼的也有。不过绝大多数都只是闭门自著,即便书成,也只是在极小范围内抄阅流传,很难获得什么大面积的扩散和影响力。
不独只是这些闲书,就连史书编撰都有这样的问题。早年朝廷倒是试着官修中朝旧事,但是因为战事连连,加上执笔者本身便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便写成一些,但却不得时人承认,不如不修。而私修的史书,单单眼下能够知道的便有二三家,即便有所成篇,能够看到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苦心著作,但却难得传播,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因而如果不是本身便热衷于著述,时人很少以此而言志养望。即便有所创作,也多为碎片化的写作,不成系统。
“前汉刘中垒辑有《世说》,不以义理精深为专,不以规矩方正为长,博采于当时,唯其活泼,尤显可爱,遐思追接近古,使人深慕当时。今日若能毕集前贤旧事,再作《新语》,不涉义理,不置臧否,从实而录,莫失莫忘。”
沈哲子铺垫良久,又眼望众人议论纷纷,然后才笑语说道:“譬如前日有感而生妄念,今日难禁澎湃,再作浪言,不知诸位可愿予我善助,共襄此事?”
话都已经讲到这一步,众人还有什么推脱的余地,况且也根本没有推脱的必要。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桩雅事,谁家都有几个名重一时的祖宗,而这些人也大多有些值得记录的事迹。以往他们庭内相传,虽然自豪但也不乏厌倦,眼下却有一个机会能光明正大讲出来,传示于众,更增家声。
于是在听到沈哲子所说,众人都纷纷发声应和。甚至于有脾气急躁的,身在楼下已经按捺不住,匆匆行到楼上来,唯恐错漏了自家祖宗光辉事迹。
这其中极为热切者,像是桓温、王述等,本是名士之子,但是由于自身乏甚雅趣,不得时人高眼,心内也恐父辈事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将父辈风雅姿态记录下来,不只对先人有追缅,对自身也是裨益甚大。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此,类似王羲之这种家世本就清贵,不必以此扬名,还有殷浩和王濛这种本身便有清誉雅望,父辈反而乏甚可陈,对此便不免兴趣缺缺。
殷浩坐在席中大半天,一直堵得有些难受,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这会儿他心情其实很复杂,眼看着沈哲子如何操纵集会的气氛,妙不留痕,就在这不经意间便促成了这样一件大事,也实在是不乏钦佩。
随着沈哲子的引导描述,这一部还未成形的《世说新语》已经被定下了一个追慕前人,描摹当时的基调,衔接着各家为先人立冢的浪潮,加入到其中的人众又这么多。可想而知,书成之日会在当下造成怎样的影响,起点的格调已经胜过时下诸多此类的传记。
沈哲子当仁不让作为主持编纂者,可想而知也会因此书而文名大盛,乃至于令其整体的声望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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