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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问:“这种情况组织上要求你们怎么做?”
孙吉英说:“要求示警,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我担心有特务监视,就没敢去摘牌子。”
李梅说:“那你回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监视也别怕,张建斌不见了,还挂着牌子,耽误人家来剃头的。我们俩现在都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离开这里,一方面这个饭店太重要了,再者据我分析,敌人只是怀疑张建斌,并没有直接线索,张建斌没什么事,我们一撤离,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们不能撤。同时,张建斌被抓的事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应,更不能企图去营救,一旦有营救的企图,敌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现在你要办的事一是给组织示警。二是你对外就说,张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东西跑了,你要寻找他,写寻人启事去街上张贴。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们随时都可能出问题,那样会连累孩子,趁这个机会,你要上班,顾不了孩子,张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顿好,你没地方安顿我给你找个地方。钱不够我这里出。你走要给我写个请假条。”
孙吉英一听,自己心里也有了主张,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写请假条。”
李梅拿出纸笔,孙吉英立刻写了请假条,抱着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开了账房。宫崎康禾的账房好奇的问:“李掌柜,孙账房哪去了,怎么你来做账房?”
李梅把孙吉英写的请假条给她看了,说:“她家里出事了,这几天来不了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又问:“出什么事了?”
李梅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她说,她男人把家里翻了个稀乱,可能是跟上别人跑了。”
“啊!”宫崎康禾的账房惊讶的说:“还有那样的人?”
李梅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着,再没理她。
孙吉英回到家便依李梅所说,写了二十份寻人启事:
丈夫张建斌,今年三十五岁,于昨儿后晌把家里翻得稀乱,不知裹挟了什么家产,跟别人跑了。我们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心转意,立刻回家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请告诉一声,定当感谢!
妻子 孙吉英
写好寻人启事,孙吉英便和了半碗浆糊,带着孩子在街上贴了一上午。随后她便带孩子回老家去了。
寻人启事很快就到了松本俊的面前,让松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无味,疑惑的是有这么蠢的人?以为是丈夫卷了家产跑了,无味的是这么蠢的人,怎么看也不是抗日分子,于是让把这个案子撤了,别浪费时间和人手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下班后也把李梅当账房的事给宫崎康禾说了,宫崎康禾的第一感觉就是,孙账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松本俊那个蠢货给抓了。他知道松本俊天天盯着太白楼,特别是李梅,因为李梅,太白楼的所有人松本俊都怀疑。这不,孙账房的男人一个剃头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人,就和太白楼的人有关系,就被抓了。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就知道乱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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