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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努力想要集中精神。周围的景象在我眼前模糊地晃动,直到车子驶入医院的停车区,我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辆前往医院的车辆上。这辆车并不是我熟悉的警车,但它内部却配备有与警方通讯的电台设备。我观察着车内的人,他们虽然身着便装,但彼此间交谈的口吻和内容都透露着与警方的紧密联系。
电台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其中夹杂着警察与车内人员的对话。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你们先垫付一下医药费用,货车司机那边我们已经控制了,不用担心,该给的医药费我们一定会给。”
车子缓缓驶入医院的停车场,我环顾四周,发现已经有好几辆类似的车辆已经提前到达了这里,司机或搀或抬或推着车向着医院里奔去。
从车窗望出去,我能感受到一股凝重的气氛。听说这些车上的伤者,有些是年迈的老人,他们在事故发生时就已经被确认多处骨折,疼痛让他们无法言语;还有一些人昏迷不醒,神志不清,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
一位医护人员匆匆赶来,与司机交谈了几句。我从他们交谈中得知,这家医院与公交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公交车辆上的伤者通常都会送到这里接受治疗。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禁有些紧张。
我跟随其他乘客一同下车,来到医院大厅。我看到有些人对这家医院的选择表示不满,他们纷纷向警察询问是否可以更换医院。然而,警察的回答却让他们有些失望。他解释说,在这里治疗的话,警方可以负责垫付医药费用;但如果他们选择去其他医院,那这部分费用就需要自己承担了。听到这里,我意识到这好像有些反常,但我并不明所以。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医生对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态度极其不耐烦。一位医生一脸嫌弃地给我剪着头发,他的动作粗鲁而迅速,仿佛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物品。旁边的一位医生看着他手中的剪刀,担忧地说:“咱们这样剪行吗?好多头发碴子都掉伤口里面去了。”然而,那位剪发的医生却更加不耐烦了,他粗暴地回应道:“哎呀,真是烦死了,把那罐酒精拿来,我给他冲冲。”
这时,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他说道:“后仰,仰头啊,快点的,倒你脸上了啊。”我按照他的指示向后仰了仰头,只见他将一整瓶酒精直接倒在了我的头上。酒精的刺激让我疼得大叫起来,这疼痛比当时车玻璃拍下来还要剧烈。
那位医生又开始叫道:“哎呀,喊什么喊,你这么乱动我怎么缝针。”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这时,一旁的另一位医生插话道:“要不给他打一针麻药吧,不打麻药这样缝针太疼了吧?”听到这句话,我心中稍微有些安慰。那位拿着针的医生却烦躁地放下了手中的针线,“哎呀,算了算了,给他打点麻药吧,真烦。”说完后,他拿起针筒,向我的头皮打了一针。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头顶仿佛就失去了知觉,我知道这是麻药起了作用。
缝完针后,医生放下手中的针和我说道:“好了,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愣住了,不解地问道:“走?去哪里走?”医生回答道:“当然是从哪来,回哪去了。”我惊讶地问道:“我被撞成这样,缝个针就把我打发走了吗?”医生冷漠地问道:“那你还想怎么样?”我坚定地说:“当然是要求相关责任人道歉和赔偿了。”
听到我这样说,医生明显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冷漠地回答道:“那你和我说可没有用。”我坚定地说:“那就叫你们医院的负责人和我说。”医生不屑地笑了笑,“怎么着?还赖上我们医院了?”我坚决地回答道:“我撞成这样不能就这么出院了,你们医院要给我安排住院治疗。”
过了一会儿,一个自称是医院负责人的医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我的伤口和检查报告,然后冷漠地对我说道:“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并无大碍,无须继续治疗,回家去吧。”我一听就急了,“都伤成这样不做任何检查就敢说没事?”,我高声质疑道。看到我如此坚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那好吧,带他去拍个脑CT。”
我躺在仪器上正在等待着检测,但医生他看到我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他冷冷地说道:“哎呀,你看看你,把我这机器弄得哪都是血,真是的。”说完后,他翻了个白眼,然后从旁边找来了块布,命令道:“快起来,起来。”,我起身后他用力地擦着血迹。擦完后,他将布扔在了上面,“躺下吧,头枕着这个布别再把上面弄上血啊。”
我躺在机器上,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焦虑。我不知道自己的检查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医生开始操作着机器进行检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好啦,快起来,赶紧走,你看你把我这弄得多脏。”
我挣扎着从机器上起来,刚想问检查结果如何时,他却继续说道:“检查结果一会儿过来拿,快走快走。”说完后,他转身离开了CT室。
等了一会儿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仪器检测结果显示为脑震荡。我拿着结果找到了那位医院负责人。他看了看结果后说道:“这个脑震荡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出了这种车祸都会有脑震荡的。你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我焦急地问道:“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医院负责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如果执意要住院观察的话,我们这里没有病床了,你只能留在观察室。”
在焦急等待头部CT结果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部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走路时感到一阵阵的疼痛。于是,我转向那位医院负责人,眉头紧锁地表示:“医生,我的腿部现在也有问题,走路时感觉非常困难。”
医院负责人瞥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的担忧有些不屑,他轻描淡写地说:“哎呀,没事的,可能是抻到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观察室休息会儿,看看情况怎么样。”
我心中虽然不满,但此刻也无可奈何。只好强忍着疼痛,按照他指的方向一瘸一拐地走向观察室。每走一步,腿部都传来阵阵刺痛,让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走进观察室,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几位伤者正在休息。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女孩看起来没有外伤,应该是坐在了靠司机的那边,而她的男友则显得有些狼狈,头上也缝了针,鲜血还在不断地渗出。
我们三人相视一笑,仿佛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彼此的无奈和不安。我主动和他们聊起了天,询问他们的伤势和情况。通过交谈,我得知他们两人是从外地来这里打工的,男孩在工地上做钢筋工。这次事故不仅让他们受了伤,还让他们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他们也想找人讨个说法,但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听到他们的遭遇,我心中也不禁涌起一股同情和愤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在事故中受到了伤害,却还要面对医院的不负责任和冷漠。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刚刚的经历,心中更加坚定了要为自己和他们讨回公道的决心。
我们三人开始商量对策,决定一起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此刻我们都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在一旁的病床上,一位满头白发的大爷,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却仍然精神矍铄。他一边观察着窗外的风景,一边用他那富有经验的声音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病友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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