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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

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45] 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48] 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甘露五年五月己丑日(260年6月2日[49] ),曹髦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在东止车门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及其部众,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之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49] 曹髦死时尚不满20岁。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五月初八日,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立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51] 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在五月十六日将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孙盛《魏氏春秋》: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55]

钟会: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55]

石苞:①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

刘勰:①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57] [58] ②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59]

元子攸: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此据《北史》所记。《资治通鉴》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98] ,《洛阳伽蓝记》作“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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