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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本不是这个意思,因被朱翊钧引导话题,自己先说出“人祸”二字。此时皇帝杀意已露,他却往后退不得了。
只好顺着话头道:“是,臣请会审凝萃殿工程案,锦衣卫堂官和东厂派员旁听。”
朱翊钧听了,先不说同不同意,转移话题道:“工程督造事,向来官吏贿贪多发。《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老先生,这吏治腐败,不治理不行了。”
张居正回奏道:“皇上说的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微。臣也知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然则考成法方见成效,官吏啧有烦言,若大兴反腐,或致动荡。”
朱翊钧闻言,苦笑两声。随后坚定意志,厉声道:“我朝虽有重律,现在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长此以往,考成之法也成害民之法也。到那时,咱君臣两个还往何处退?此际,已退无可退,唯有披荆斩棘,破此障雾!”
张居正闻言,心里面打翻了五味瓶相似。其实他何尝不想整顿吏治,其于隆庆年间上奏的《陈六事疏》,阐述的改革思路,基本上围绕着人事和吏治问题。
然而,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历来以“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为圭臬,此时考成法刚出一年,操切间厉行反腐,必遇逆流。
逆流张居正不怕,平台召对时,张居正已经向朱翊钧表示“身后之事,尽付阙如”。
先无论当时表态真假,张居正此时考虑的却是,倘若厉行反腐导致朝政动荡,皇帝顶得住吗?太后顶得住吗?这些问题都是要深入考察的,若无把握,绝不轻发。
虽听了朱翊钧的决心表态,张居正仍劝道:“皇上,反腐倡廉放松不得,但大肆兴革却不急于一时。以臣之见,朝廷此际用人仍要‘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切以功实为准,不徒眩虚名,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按:sheng,白内障,引申为过错)掩大节。皇上属意王国光,即此之谓也。”
朱翊钧听张居正拿王国光做例子,笑道:“老先生与朕一般,都功利之徒耳。”
张居正见他淡定下来,以为皇帝操切之心稍歇,也微笑道:“皇上,官习日敝,民伪日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
“此际,未必大张旗鼓,可就事论事。隆庆六年时朝廷已施京察、外察,按六年一京察,三年一外察之例,若以太妃罹难之事再行京察,臣恐百官无心视事,而以钻营为务。”
朱翊钧听了,微笑道:“朕意非在京察,而在都察院。朝廷专委御史、科道而行纠举,成效朕不满意。六科十三道风闻奏事,被参之官或申辩、或攻讦,都是空对空。”
张居正听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嘴听朱翊钧继续道:“朕想扩大都察院,改一地专责一人而纠察的陋规,每道至少八人,并加巡视、调查之权,分锦衣卫之一部设在都察院之下!”
张居正听了,觉得匪夷所思。一时间没有全盘想透,下意识问道:“锦衣卫为军,都察院为文,如何混杂?”
朱翊钧又转了话题道:“东厂虽为成祖所设,然百年来与朝臣相争无了时。朕欲将东厂、锦衣卫合并,重立锦衣亲卫军,掌邑卫宸居和卤簿、仪仗和探查诸事;内设内情局二,掌国内情报事,其中局下一科为都察院所辖用;军情局一,掌军事情报事,与兵部共享;监察局一,掌锦衣亲军内部监察。设两个指挥使,由内官和勋贵分掌。如此兴革,朕欲收情报统一之效。”
张居正听了,心神摇动。朱翊钧拟裁东厂,为成祖以来最大的德政。
张居正历事三朝,最近时常将朱翊钧和世宗、穆宗相比。其较之世宗,最大特点是不以权术治政,多秉正道而行。虽偶有突发之想不着边际,但查其本心,偏向社稷、民生居多。
与穆宗相比,朱翊钧勤俭克己,励精图治方面简直把穆宗甩的影子都看不着。在性格方面,坚毅果决,谋定而动,较之穆宗的敏感自卑,如同耙耳朵一般,相差更不可以道理计。
此时朱翊钧年岁小,若能持之以恒,张居正敢指着天说:“太祖以来,能振兴中国者,非今上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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