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为什么灭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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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的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政府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

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