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绅后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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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一年年衰败,但高官显贵们的私生活,却是一代比一代“幸福”。以唐文宗的哀叹说,盛唐年间,只有唐玄宗才穿得起的“金鸟锦袍”,到了中晚唐时,却是“富家往往皆有”。各级文武官员,更是变着法子“豪奢”。比如李绅“老上级”李德裕日常食用的“羹饭”,一杯就“其费约三万”。晚唐宰相杨收的饮食“极水陆之珍”,家具用的是“缕金案”,手里把玩着和田“玉婆罗门子”,奢侈到极点。
跟这帮人比起来,同样官居宰辅,一顿饭“吃好几百贯”钱的李绅,还真算是个“节俭”的人。
难道彼时的大唐,经济真强大到这程度了?与高官们“豪奢”反差鲜明的,正是中晚唐平民们的苦难生活。比如曾得到李绅“怜悯”的农民们,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李绅笔下“农夫犹饿死”的惨状,也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是能种上地的农民,每年苛捐杂税下“家田输税尽”,只能捡野果“充饥肠”。甚至“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而就是在李绅“入京拜相”,仕途风光到顶点的唐朝会昌年间,造访大唐的日本僧人圆仁亲眼看到,登州到海州一带的“山村县人”们,吃的饭食都粗硬不已,甚至“吃即胸痛”。这都还算是“生活条件好”的。还有些穷人家,竟是“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当然,这苦难的民生,在此时的“李大宰相”眼里,已是“秕糠”,他当然不会再“怜悯”。
民生经济苦难到这地步,高官们“豪奢”的钱又从哪里来?此时的大唐,行贿受贿也都成了常事。以《旧唐书》的叹息说“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节度使贿赂朝堂高官,乃至高官受贿索贿,都早成了常事。地方的刺史节度使,动辄就“纳贿百万”“坐赃七百万”。京兆府参军韦正牧,这么一个京城“芝麻官”,“稍微”克扣了下景陵的厨料,就轻松“计赃八千七百贯文”,上上下下,都是硕鼠。
包括李绅在内,那无比豪奢的“私生活”,“财源”基本都靠这类方式。这样的晚唐王朝,上上下下,都成了烂透了的大酱缸。想要在这个“酱缸”里冒头?多少热血理想没用,首先就是自己要被“染黑”,然后才可能站住脚。一如,最后彻底“黑化”的李绅。
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李绅去世六十一年后,即公元907年,亲手灭亡了唐王朝的枭雄朱温,会把大唐高层的“清流重臣”们,一口气全扔进黄河里喂鱼。捎带一句著名评语:“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一句话,戳中了唐王朝最后一百年,彻底“堕落至死”的过程。
一个李绅“变坏”的四十年,就是风雨飘摇的中晚唐,走向腐化之路,直到彻底“堕落至死”的缩影。回望唐朝的衰败,再品青年李绅,那充满“情怀”的诗篇,相信自有多少感慨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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