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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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中外历史上，能说出这样话的军人绝无仅有，就凭这一点，王忠嗣就可以冠之以“伟大军人”的称号。

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王忠嗣手握重兵后,“以持重安边为务”，从国家大局着眼，不再轻启战端。他不仅自己战绩辉煌，还注重发现栽培人才。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和李晟都曾是王忠嗣的部属。

但是，这位天才的伟大帅才，却因为他的优秀和忠诚，与晚年的玄宗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矛盾。“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晚年的唐玄宗，极喜边功，从而导致边界战事频仍。这年十月，玄宗想让王忠嗣率兵攻打吐蕃所占领的石堡城。石堡城依山而建，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要攻克此城，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已任，接到玄宗的诏书后，便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然而，当时的玄宗已陷于穷兵窦武的迷狂，哪里听得进逆耳之言。史载：“上意不快。”

这时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石堡城。玄宗立即批准，并诏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而出兵，但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李光弼因此进言于忠嗣：

“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授之而不立以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盈，何惜数万 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

“(大夫因为珍惜士卒的生命，所以不想成全延光的功劳，虽然您接受了诏令，实际上是破坏了他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昵?现在您以数万兵马出战，却不悬以重赏，这怎么能鼓起士卒的勇气昵?大夫的库房里有的是财帛，何必吝啬万段的奖赏，以此堵住谗言之口昵?)”

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命易一官乎!”

(现在我们拿几万士兵的生命去争夺一城，得到了它，不足以制服敌人，失掉了它，也不会有害於国家。所以，我王忠嗣不想这样做。现在为此事即使受到皇上责罚，不过就是当一个金吾、羽林将军，返回宿卫京师;再不然的话，也不过贬为一名黔中上佐而已。我怎能忍心拿数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呢!）

李光弼道歉说：“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刚才是因为怕连累大夫，所以大胆地直言相劝。现在我明白了，大夫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榜样，我李光弼又有什麽可说的呢!)

于是，李光弼恭恭敬敬地退出。光弼为忠嗣所提拔，他这样做也确实是为王忠嗣着想。

由于得不到王忠嗣的有力支持，唐军强攻未果，使得董延光怨愤不已，便将责任推到王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

此前，宰相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他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相位，也非常忌恨他，以至“日求其过”。

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李林甫内外勾结，阴谋反叛。一次安禄山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但王忠嗣却先期到达，没有见到安禄山便返回了。此过这次事件，王忠嗣察觉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此后便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更加引起李林甫的忌恨。恰好这时石堡城之事传来，李林甫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书告发王忠嗣说：“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

玄宗闻讯大怒，便将王征入朝中，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共同审问。三司会审后，王忠嗣被判死刑。

当时哥舒翰也被征入朝，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玄宗对他十分赏识。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

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当得知王忠嗣被判死罪，哥舒翰坚持认为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后，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最终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同年哥舒翰奉命率军攻打石堡城，果不出王忠嗣所言，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占领石堡城。

王忠嗣的冤死对大唐王朝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死后仅6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同时导致了西域的丢失。从这次失去西域以后的1000年间，汉族政权再也没有掌控过这片土地。有论者认为，如果王忠嗣不被贬黜，安史之乱就没有爆发的可能;如果王忠嗣不早死，而重新被重用，安史之乱也不过是一场瞬间既逝的闹剧而已，盛唐的局面有可能延长50-100年。信哉，斯言!

《孙子兵法》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爱惜士兵，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孙子兵法》所设立的这一标准是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这一军人通则相悖的。而这也正是孙子超越古今军事家的伟大之处。这样一种人本、人道主义情怀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所难以具备的。以这样的标准遍观中外名将，达标者不多，见于史册者恐怕也就王忠嗣一人而已。拥有王忠嗣这样伟大的军人，应当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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