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中的兰陵王高长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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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高孝瑜和九叔武成皇帝高湛一起在祖父的神武宫中长大,“同年相爱”,关系很不一般。待高湛即位后,对高孝瑜是“礼遇特隆”,到晋阳巡幸时,还不忘远在北齐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的同岁族侄,写信告诉他:“吾饮汾清(山西名酒)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两人关系如此亲密,连史官都不禁要赞叹“亲爱如此”。
老二广宁王高孝珩也颇有才情,有着“爱赏人物,学涉经史,好缀文,有伎艺”等诸多优点,特别是绘画技能非同一般。他曾在自家大厅墙壁上画了一只苍鹰,“见者皆以为真”;还画过《朝士图》,“亦当时之妙绝”。另外,高孝珩还有着出色的行政才干。北齐的皇帝走马灯式地变换,可他却一直都担任高官要职,历任司州牧、尚书令、司空、司徒、录尚书、大将军、大司马等要职,辛苦地支撑着北齐摇摇欲坠的高氏江山。
老三河间王高孝琬虽说才干不如两位兄长,可性格率真,胆识过人。当初,突厥与北周军攻陷太原,武成帝高湛为避敌军锋锐,准备东撤,他拉住皇叔的马头不让撤,并光着膀子出阵,誓要与敌军死拼到底,后来北周军败退,他也因此被拜封为并州(今太原)刺史。另外高孝琬还有一大心理优势,那就是他的母亲是文敬元皇后,并因此“骄矜自负”。身为差点就要做皇帝的文襄世嫡,人家骄傲也是有资本的。
老五安德王高延宗,虽说身世和兰陵王相比也高不到哪里去,可他“命好”,从小被二叔高洋(文宣皇帝,北齐实际第一位皇帝)收养,很受宠爱。12岁的时候,高洋还让他骑在肚皮上,甚至纵容到“令溺己脐中”的荒唐地步,尿完后高洋还欣然感叹道:“可怜止有此一个。”
老六渔阳王高绍信年纪太小,自不需再做比较。
兰陵王夹在这些兄弟中间,上不得,下不来,颇有几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心理孤苦和地位尴尬。
如果细究兰陵王不被疼爱、不被重视的缘故,除却母亲身份低下外,我想也与他的相貌有关。史载他长得“貌柔心壮”,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颇有“中性”之美的“花样美男”。可无论是与“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的祖父高欢相比,还是与“神情俊爽”的父亲高澄相比,兰陵王的长相都缺乏一种必要的“英武之气”。在这个崇军尚武的皇族家庭里,他这样既不魁伟,又不雄毅的“小白脸”,肯定不符合皇室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二叔偏偏喜欢“坐则仰,偃则伏”的超级大胖子高延宗了。
兰陵王低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与他童年时遭遇父亲横死的变故有关。
作为把持东魏命脉的大丞相高欢的长子,他的父亲高澄从小就得到政务上的历练,16岁时便任京畿大都督,入辅朝政,加上其“器识不凡,机略严明”的才华,很短时间内就使得“朝野振肃”。29岁时,他更是以大将军身份兼相国,封齐王,并加殊礼,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可谓登至人臣的最高位置了。可年少得志、野心勃勃的高澄并不满足,把控军政大权的他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因此根本不把东魏的孝静皇帝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不怀好意地拿了一大杯酒,强行给孝静皇帝劝酒。孝静不高兴地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
高澄一听便大怒,大声喝道:“什么朕!朕!狗脚朕!”
骂完竟还让身边的侍臣崔季舒打了皇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
这还不算完,事后高澄让崔季舒“入谢”,孝静觉得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赐其彩帛。那么赐多少呢?崔季舒还得请示高澄,高澄说那就取一段吧。孝静给了400匹,可高澄还说:“亦一段耳。”由此观之,高澄是那种“得势不饶人”、飞扬跋扈的主儿。
这种太过“高调”的自负性格,也让高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日,他与几位心腹在城北东柏堂里密谋如何受禅当皇帝时,一个叫兰京的厨子奉命进食,高澄也不知为何看他不顺眼,就顺口对身边人说道:“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
兰京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他是梁国将军兰钦的儿子,因战争为东魏所虏。兰钦想用钱财赎之,可高澄不许。可能在他看来,他要的就是一种胜利者的骄傲感,想看的也是失败者的屈辱相。因此兰京求请好多次,高澄都不准许,后来还打了兰京一顿,并威胁他“更诉当杀尔”。
此次高澄的命令,使得绝望的兰京不得不铤而走险,他集合六名同党闯进堂里,将高澄刺杀。对于这一蹊跷的刺杀事件,因为太多的巧合而令后人一直存疑。
譬如在事发前几日,城里就有童谣四处流传:“百尺高竿竿折,水底燃灯灯灭(澄字的拆解会意)。”
另外,还有侍臣崔季舒在诸大臣于北宫门外等候上朝时,竟无缘无故哭诵鲍明远诗句:“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因此,高澄的死,最大的可能是缘于一场蓄谋已久、计划缜密的政治谋杀。那些看似迷信的谣言,恐怕只是政敌精心筹划的心理战罢了。
父亲的横死,对兰陵王的性格形成和处世态度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无论做人,还是处事,若太过张扬、太过高调、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时,都有可能让自己随时陷入“绝地”。
由于身份特殊,估计也尝尽世态冷暖炎凉,所以兰陵王很懂得体谅别人,正因如此他将军做得不像将军,王子也当得不像王子。
史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
这说明他是那种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亲民型”皇家干部,并且兰陵王的宽厚仁义,绝非只是摆摆样子。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对“政敌”的态度。
当初他在瀛州(今河北河间)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他也因此被免官。等到他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他的军营中,因此很害怕兰陵王会借机杀了自己。但兰陵王却为此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里还是不踏实,央求惩罚,兰陵王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20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
《北齐书》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兰陵王很“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是有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兰陵王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
由此观之,他平常对待下人,也一定是非常宽厚仁慈的;要不,奴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胆,敢把他这样的王子不放在眼里。在君臣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的疯狂时代,兰陵王温情和宽容的一面,焕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辉,更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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