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一词竟然还存在官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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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在中国公共话语中开始流行并指代“中华民族”是80年代初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的产物，虽然这个词本身早就存在了，例如在抗战时期泛指中华民族。

毛主 席时代由于阶级话语的压倒优势，这个词一度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直到毛主 席去世，邓爷爷复出后第一次恢复，用于对台湾的一封公开信。80年代这个词开始流行，同时开始成为时尚的还有“龙的传人”。

1984年，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个名叫米暂沉的回族委员写了一个提案，不同意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他认为炎黄子孙只是汉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所以这个提法不利于民族团结。

第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此事下发文件，说“今后对此词使用的意见是：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 些。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今后这个方面的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以及对台宣传中，仍可沿用。”

1990年，对于这个用法在少数族中引起的不满，当时的总 书记江 泽民特意说，鉴于部分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到了1993年，当时的政协主 席李瑞 环提出就用“中华儿女”或者“海内外中华儿女”。进入90年代，一些少数族群代表继续对“炎黄子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贵州省台江县的代表张明达等提出《请中央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 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这个建议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因为宪法规定了“中国各民族”的提法。中宣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答复了这个议案。《贵州政协报》全文刊登了中宣部的复函，《贵州民族报》也作了相关报道。据报道，贵州各少数民族看到后受到很大鼓舞。

由于该文件对这个用法的广泛流行缺少约束力，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张明达等代表又一次郑重提出议案“请中央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单位和各广播电视部门，不要再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说，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

到了2002年，广电总局发出《要求切实把握好民族宗教宣传的正确导向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说：“宣传中华文明史要多提‘中华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黄子孙’的概念，注意表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以上材料主要来自《人民政协报》“‘海内外中华儿女’提法由来”一文)

2010年一月，《中国民族报》发表题为“拜年活动的民族象征意义”的文章，对教育部倡导全国学生在网络上开展“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的活动之内容提出不同意见。教育部的倡导中，第一拜是拜壮美河山，第二拜是拜炎黄始祖。文章认为“关于‘炎黄子孙’的叙事，是汉族的祖先想象……对于汉族学生来说，祭拜炎黄或可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这样的活动内容就不适宜了，因为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想象有冲突。”

在2009年一次有关族群和边疆问题的重要讨论中，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马戎教授提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