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曾经强推“义务教育” 而不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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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开始推行“新政”，教育革新亦是其中重要一环。光绪末年，学部颁布《强迫教育章程》，明文规定7岁以上幼童必须入学读书，否则就要“罪及父母”。

此令一出，广州城里无数父母心生惶恐，以为既是“强迫教育”，官家一定会派出警察，将小儿捉拿到学堂里去。大家三五成群，纷纷把孩子送进私塾，念不念书不要紧，先混个学籍再说。

于是，清廷推行“强迫教育”的最初几年，城内各家私塾倒是发了不少财。《民权画报》的记者看不过眼，觉得官家信息不透明，才是乱象之根源，“愚夫妇误解误疑，情固可笑，然当道者亦应出示解释，以善后事也”。

由于时局纷乱，财政紧张，晚清年间推行的“强迫教育”更多地停留于纸面之上，但它毕竟是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其后的数十年间，义务教育的推行亦是时断时续，十分艰难，但广东的知识精英从未放弃过开启民智的努力，这一份诚意值得铭记。

民间乱象“强迫教育”吓坏了爹娘

清朝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官方文件出炉了(以下简称《章程》)。这份由学部颁布的文件只有10个条款，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按《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处；孩子满了7岁一定要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警察挨家挨户上门调查

朝廷诏令一下，地方官自然就忙乱起来了。在省城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以作“强迫教育”之预备。“强迫教育”压根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家也没好好释疑，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这下，家有小儿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把孩子锁将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的好。

媒体批评政府信息不透明

《民权画报》报道的强迫教育之乱象。

据当时的《民权画报》报道，城内各处私塾人头簇簇，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发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民权画报》觉得乱象根源在于官家解释工作做得太差，信息不够透明，于是大声疾呼：“愚夫妇误解误疑，情固可笑，然当道者亦应出示解释，以善后事也。”

说实话，清王朝当时已日薄西山，推广“强迫教育”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朝廷一开始放话，初等小学堂不收学费，但很快学部就变了卦，要求京城外的小学堂征收学费，地方士绅趁机摊派学捐。穷家小户本就指着孩子干活，没多少父母有心送孩子读书，哪里还架得住各种摊派。随着朝廷气数已尽，《强迫教育章程》也就不了了之。

不遗余力 ：巧媳妇难为无米炊，陈独秀勉力多筹钱

1912年元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以下简称《通令》)。全国的学堂从此全改名叫学校，初等小学上4年，简称“初小”，这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那时仍叫“强迫教育”)，免收学费，主要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等启蒙课程。

考虑到当时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事实，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要想实现推行义务教育，开启民智的宏愿，实在过于理想主义了。以广东为例，从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开支只有三四十万银元，整个业界“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哪有能力推行义务教育呢？直到1919年，据统计，全省在学儿童只有近17万人，只占了适龄儿童总数的5%。“5%”这个数字，彰显了知识精英丰满的理想与民国初年文盲扎堆这一“骨感”现实之间的差距。

1921年，广州建市，政局略略安稳了一些。当年3月，陈独秀受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廖仲恺、许崇清等名人。这些社会名流雄心勃勃，很快就制定了义务教育分年推进办法，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在整个广东逐渐推行义务教育。如果手头没几个银元，这个《办法》也难免“纸上谈兵”的命运，要说陈独秀在这方面的“议价”能力还是很强的。1921年，广东的教育经费开支突破了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