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硝烟弥漫的中日伪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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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1937年返回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和活动的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三、伪造法币的成果

起初，山本、井上源先是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粗心制作了5元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源等因之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的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便开始在日本大量仿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

四、效果

起初，日本伪造的法币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接收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的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五、中方的反制行动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在此期间，我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些伪币和日军军用手票。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难以在其他地方仿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根据各自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和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讲清，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争的素质。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及时曝光，又发动群众跟踪收缴堵截，就地消灭，这对挫败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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