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土豪咋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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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将这种用汉语注音的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如今，当中国人还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不断攀升，各地商贩趋之若鹜。

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学起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蒙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

“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出门散步了)

你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可见正宗的洋泾浜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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