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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史记·平准书》也有记载:西汉“货币分为两种:黄金,以镒(古代计量单位,合20两)为单位,是上币;铜钱,是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属于器饰宝藏,不是货币”。何为上币?有人认为是专供上层社会使用的货币,而铜钱多为下层社会使用,所以被称为下币。不过,下层民众用金的例子也是不乏记载的,如前文所述的卖盐得金的故事,以及《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说有一个百姓对文帝造成惊驾而需处罚以黄金,都能说明黄金并不是上层专用。“上币”的“上”字解释为“崇尚使用”可能更为妥当。

这些黄金“上币”在汉代以何种面目出现?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金元宝?或者类似国外圆形的金币吗?非也,西汉的黄金以金饼的形式出现居多,这在考古中多有发现。而且据上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先得统计,汉代黄金的含金量大部分在97%-99%之间,成色较好,无疑反映了西汉时期黄金铸造的普遍情况。

1999年,在西安东北郊潭家乡北十里铺村出土的就是219枚西汉金饼,这是目前出土最多的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金饼不是发现于墓葬,而是深埋在泥土中。它们形状如扁的半球形,正面微微隆起,背面内凹,凹面大都有文字、戳记和符号,如:“黄、长、吉、马、租、千、金”和“V”等。其直径在56-65毫米之间,重量在247克左右,最重的达254.4克,都与西汉黄金一斤等于248克的重量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金饼绝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擦痕和切割痕,切割痕是用较锋利的器具锯成,而且一般出现在较大的金饼上。部分金饼上还有补贴金片的现象。这种切割或补贴是为了使金饼保持统一的重量,叫“平称”。

不过,金饼这种朴素的黄金形式却被汉武帝的一次奇遇改变了,使西汉黄金又出现了两种更为美丽和诗意的形式。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汉武帝去郊外朝拜上天,他登上了陇山,结果意外获得一头周身纯白的麒麟。无独有偶,此时敦煌渥洼水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大喜,认为这都是难得的祥瑞,便立刻将年号改为元狩,并将黄金改铸为麒麟脚趾的形状和马蹄的形状,这两种形式的黄金因此被称为麟趾金和马蹄金。河南扶沟古城村和江苏盱眙南窑庄的金银窖藏,就曾出土了西汉马蹄金11枚、麟趾金7枚。细看之下,能打动你的不仅是依然灿烂如新的金色,还有那隐约能听到的两千多年前白麒麟、天马的足音。

混乱币制下的“救命稻草”

研读西汉的史料,时常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是在西汉这个朝代,黄金的货币性如此凸显?在其前后,乃至如今,黄金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投资、装饰或者宝藏的财富而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西汉的货币制度。

西汉的货币制度极乱,从刘邦建汉之初(公元前202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铜钱的形制重量均不统一。起初是钱小如榆荚的“荚钱”,约重三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等于旧制一两);后来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为八铢钱,4年后又改回重三铢的五分钱;至元狩五年,铜钱的重量就一直在三铢或是四铢之间游移。加上民间私铸盛行,各郡国钱形不一,市场上用的钱十分混乱,民间的烦苦可想而知。此时的黄金,正如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法币大贬值时吃香的洋银,是西汉混乱币制下以自身天然货币属性跻身市场的“救命稻草”。换句话说,正是西汉混乱的币制,才使得作为上币的黄金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怪乎清代学者沈家本曾说,汉代“凡物之平价皆当以黄金为程”,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汉代铜币信用差的状况,稳定的黄金才足以成为权威的价值尺度。

黄金在汉代到底能买些什么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的王刚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及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汉书》的记载,以一斤黄金为基数来折合其他物品进行换算,计算出来西汉中后期一斤黄金能买1250个竹、或1250斤猪肉、或25匹布、或40只羊、或142只鸡。如果买粮食,一斤黄金可以买50石,按照《墨子·杂守》中“日二升、三升、四升”的吃粮记载,以一天吃4升计算,大致可以吃1250天,即三年左右。也就是说,在西汉一斤黄金能购买一个人三年的口粮。

黄金的巨大购买力,对人们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诱惑。加上黄金价值稳定、携带方便的优点,西汉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黄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皇帝及政府而言,足够多的黄金是金融安全的后盾;对普通民众而言,黄金更是安身立命的保障。

仍然拿前文提到过的“酎金”制度来说,这一每年强制性 交纳给国家用于祭祀的金子算起来会有多少呢?也有学者算过这笔账:政府规定诸侯国要按人口数来计算酎金的数量,每1000人上缴4两黄金,不足1000人的小诸侯国也按4两算。其中中山国的人口最多,为66.808万,需要交纳2672两黄金。加上其他诸侯国的酎金数,西汉政府每年可得黄金1500余斤。再加上列侯的酎金,仅“酎金”一项便可得黄金1600斤左右。这还不包括通过罚金、没收财产等等手段所得到的黄金。因此,皇帝每年的敛金量绝不在少数。新朝王莽疯狂敛金六七十万斤的事情,就更不在话下了。

普通百姓看待金子,更多是视之为安身立命、甚至养老送终的保证,轻易不会拿出来使用。《后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即是很好的说明:广汉新都人王,在去往京师的路上遇见了一个病重的书生,书生对他说:“我本来要去洛阳,没想到重病缠身,命在须臾,我腰下有黄金十斤,愿意送给你,只希望我死后你能用它将我埋葬。”王还没来得及问其姓名,书生便离世了。王当即用一斤黄金为书生办理了后事,其余的金子都悄悄地埋在书生的棺材下。

不再是货币的黄金

东汉以后,人们再也看不到帝王将相挥金如土的记载,相反却看到一个个惜金如命的守财奴形象: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尤其吝啬金钱,不肯赏赐,有一日,他的宠臣茹法珍叩头请赏,他反问道:你这贼子,为何唯独要找我要钱?武陵王萧纪藏有很多黄金饼,每次打仗便悬金以示将士,但最终却不兑现承诺,看到战事吃紧,宁州刺史陈知祖向萧纪请求散金银募勇士,萧纪不听,陈知祖痛哭而去,此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为萧纪卖命。这说明,东汉即使是王侯将相,手中持有的黄金数量也已今非昔比。因此有人说,黄金到了东汉就突然消失了,并且成为一个迷案。

对此,傅筑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黄金从东汉初年起即突然消失,是说黄金从那时起不再作为货币使用了,既然不再是货币,当然就不会再在市场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把具有忠实价值的黄金和优质铜钱收藏起来,不再拿出来使用,这就是劣币之所以能驱逐良币的原因所在。所以说良币被驱逐,不是说良币被淘汰,而是劣币把良币驱回到各自的金库中,不再在市场上露面了。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其所以表现得很突然,是因为此事关系着各人的切身利益,反应都很快的,谁不把自己所有的黄金赶快收藏起来,谁就要蒙受巨大损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自己的宝货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就突然不见了,这就是这个千古疑案的秘密所在。”

东汉的黄金逐渐散落民间也是黄金看似减少的原因。王莽死后,在长安几次战乱之际,王莽朝廷的存金有些已经分散,并未全部留给东汉王朝。丧乱之余,黄金散入民间,或为私人所占有。东汉自和帝以后,宦官争权,政局动荡,又连续对外用兵,财政匮乏,黄金价贵,官私均乐于窖藏黄金,流通中的金铸币就越来越少。这时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随之减退,而作为宝藏手段的职能却有所增加。东汉开始,史书中已经出现大量平民百姓接触黄金的记录。黄金从此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之物。本来是少部分上层人物使用的黄金,现在却成了五六千万人使用的物品,平均下来,黄金到了个人手中就自然变“少”了。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就可以发现黄金的这个去向——窖藏。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宝之量大确实惊人。为什么人们贮存巨量黄金而没有用掉呢?从史料上看,一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黄金以备用,二是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其窖藏的黄金如纳粹德国隐藏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可考。

西汉的巨量黄金之谜已经远去,只留下了史学家们无数的猜测和争论。但我们仍能看到黄金在西汉的特殊性——前朝后代再也没有一个如此盛行黄金的朝代,再也没有将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时期。也许,在动辄“坐拥万金”的西汉人看来,黄金是一种贵重的“上币”。西汉灭亡四五百年后的一本书《孙子算经》中,记载了当时一斤黄金的价值:值钱十万,相当于西汉的十倍。那时的人们绝不会有西汉人对待黄金的那般慷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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