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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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人才都是极其稀缺的资源，为了发掘人才，古有伯乐，今有猎头。但是怎么发掘人才呢?

马路上邂逅，那是连续剧;世袭传递，三代必死。要想发掘出优秀的人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就这个问题，所有的名人都讨论过。春秋时期的齐景公与大臣晏婴，也曾经这样交流过。晏婴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重要的大臣，他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直言纳谏的勇气，深得齐景公的信赖。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要想管理好国家，统治好百姓，必须要有贤良的人才，但是如何找到呢?”

对于这个问题，晏婴回答道：“简单，大王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分析他们交友的对象，分析他的言谈举止和习惯爱好，不要选择那些目中无人、故作姿态、哗众取宠的人。要看他得势后，说些什么话;失势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富贵时，看他拒绝什么;贫穷时，看他想要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一般言行举止都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即使进来了，也很容易隐退;次一等的人才，言行举止都一般，会轻易进入仕途，也会轻易离开;最次品质的人才，言行举止杂乱无章，一旦进入仕途，就会把仕途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也绝不离开。”

“大王，您按照这个标准去选拔人才，肯定就不会错了。”晏婴的这番话，我才疏学浅，不予评价，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字理解：蒙。

晏婴的理论，无疑是用“吃喝嫖赌”来辨别一个人的好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就全完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人有没有本事，是不是好人，跟他的品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外表衣冠楚楚的主，也可能一肚子男盗女娼;表面纨绔成性的富二代，也可以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人。所以人才这种资源，不能片面地去比较，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智者，也在马谡身上吃过大亏。为了发掘人才，秦朝后面的朝代，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选拔人才系统，从汉朝的“兴太学，举贤良”，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朝一直沿用到民国的“科举制”。这些选拔人才的系统，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都能大大降低“蒙”的概率，能让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服务。

但是秦朝没有这些完善的系统，难道人才都要去“蒙”吗?所以才有了门客制度。我们可以理解，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开战，身为一国之君，肯定是忙得不行，哪里有闲工夫去发掘人才，就是现在公司的董事长，也没有工夫天天盯着招聘网呀。董事长没时间，国家又要长盛不衰，这可怎么办?简单，把招聘人才的工作，交给手下的部门经理，让他们去找，找来以后为国家、为君主、为自己服务，多好。所以才有了门客制度。但凡想出人头地、出将入相的人才，都会去这些部门经理的住宅，让他们给自己面试，如果发现人才不错，国家也有合适的岗位，就留下来为国家干活;如果发现人才不错，却发现国家暂时没有合适的岗位，也要留下来，当个秘书、经纪人、管家、智囊，给我出谋划策，处理一些事情，我按月给你工资，反正就是不让你走，不让你去为别的国家服务。

所以门客制度，就是国家借用大臣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孔庙、国子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拿大臣的家，作为自己的一个国家储备干部的基地。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这种背景下诞生的门客制度，是当时最好的产物。何况，它还有三大好处：第一，按照秦朝法规，举荐者与举荐人有连带责任。根据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如果举荐的是一位旷世奇才，他建立了什么功勋，举荐者也可以收到相应的赏赐。反之，如果举荐的是个庸才，办事失败，或者干出什么蠢事来，举荐人也会受到举荐失察之罪，必须一起跟着遭殃。所以嫪毐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吕不韦也必须跟着遭殃受罪。

第二，不怕造反。对于秦王而言，你们老板都是我雇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你们这些门客，不过是我的木偶的木偶，好使就用，废了就换，大不了重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还不用掏钱。招揽门客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这叫“个体经营”。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指标，也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自然不会拨款。要想养门客，不能指望国家掏钱，只能自己去垫。

当我每每读到“战国四公子，门客三千余人”时，我都会全身不寒而栗，发自内心地感慨道：“这得需要多少钱呀!”要知道，门客也是人，他们要吃饭，要买房，要养老婆，还要生娃。所以养他们，必须按月给工资，而且不能少。没有黄金美眷垫底，万贯家财支撑，我们还跟着您干啥?这么多的人，钱从哪儿来呢?简单，战国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垄断柴、米、油、盐、酒这些东西，没有国企，私企无比繁荣，私人垄断某个行业，不就有钱了吗。战国时候的四公子，除了在国家当官外，他们都有自己的副业，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盐贩子，楚国的春申君是一个倒米的。而另外的两位，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根据门客的数量情况，这哥俩肯定也有不少的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