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款吃喝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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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吃喝风虽长盛不衰，但是限制官员餐饮宴请规格的各项制度措施也出了不少。如果你穿越到了古代当官，可要当心因为多吃了一个菜而卷铺盖走人甚至掉脑袋呢。

古代官员重视迎来送往排场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官场上的吃喝接待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当权者又出台各种措施予以制止。

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在桃园结义后，与关羽、张飞一起参与讨伐黄巾起义军，大小打了30余仗，立了累累战功，却只被封了一个县尉官职。有一次，督邮路过这个县，刘备既没有送礼，更是招待吃喝不周，督邮便故意刁难，逼迫县衙的工作人员指控刘备欺压百姓。张飞得知后大怒，将督邮揪出馆驿，痛打一顿，然后刘、关、张三人辞官走人，另谋发展。古代官场吃喝风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官员送往迎来都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色 色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

古代官场上公款吃喝的腐败，则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据《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可见当时官员大吃大喝风气之盛!

周公的《周礼·天官》中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他对不同等级的配肴上菜、摆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对于公款吃喝，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曾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早在汉代，朝廷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汉代规定，接待外出执行公务官员时，官员的级别不同，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

为了刹住官场公款吃喝风，一些朝代颁布了限制公款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制定法令，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份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北魏献文帝规定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判处死刑

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胁从罪名。

宋代官员“下基层”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这大概与宋朝大吃大喝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吏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是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两宋时除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而对于官员吃喝时妓乐助兴，朝廷更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撤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宋孝宗怒而诎之。”

“四菜一汤”有效制止了“吃喝风”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直至灭亡。更值得思索的是，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的密度却不亚于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