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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紧追不舍:“你与皇甫高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印件交给你?”
在审讯中,被讯问人与讯问人之间的较量如同两军对垒。开始的时候,被讯问人在意志上严防死守,让讯问人得不到任何有用材料,但是当意志崩溃时就像军队溃败一样,一发不可收。
彭友道此刻就的意志已经被摧垮,交代问题真的是“竹筒倒豆子”一般,一粒不剩:
我与皇甫高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我就去了工厂,从学徒工一直干到车间主任,觉得在工厂这样干没意思。前几年开始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市区的一个小工厂,承包三年挣了些钱。
前段时间承包期满,人家把工厂收回不让我包了,后来才知道让区里一个领导的亲戚以一元钱的价格把工厂买去了。
有一次皇甫高回省城,我们几个初中同学一起吃饭,我说打算告那个一元钱买去一个工厂的区领导。皇甫高说:“现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企业产权有偿转让,一元钱甚至0元购买的是企业的资产和全部债务,你只看见那么大一个工厂,没有看到工厂所背负的巨大债务。”
我对他说:“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被表面现象骗了,企业资产一百万元,欠债一百万元,好像企业的净资产是0。这只是哄你们这些当官的。难道企业的发明专利不是钱?企业市渠道不值钱?企业的技术工人不挣钱?”
我知道他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是个白痴,故意问他:“这样的企业你们如果实行产权有偿转让,可以多少钱卖掉?”
皇甫高果然是个白痴:“理论上0元,但还要交上象征意义上的一元钱。”
我对他说:“其实企业财务帐上的设备资产是折旧后的资产,就是折到0,只要维护保养得好,设备还能使用。此外,工厂的技术工人、产品的销售市场,这些不能通过金钱体现,但对厂领导来说都是钱,有时候比设备还值钱。”
我主动问他能不能到他当县长的营川县里来买个厂,见他答应得不痛快,我就说:“挣了钱两人分。”
他说回县里后再通知我。
过了十多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来一趟营川。
我来到后他在县招待所给我接风,向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介绍我是省城来的企业家,在省城有两个工厂。
吃过饭后,在我住的房间里,他把那份有他和周书记签字的的复印件拿给我,说:“我都给你办妥了,你的话也得兑现。”
这十多天我也没有在省城闲着,与搞企业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当中有的也是低价买了工厂,少数自己经营,多数转手整体出售或卖掉部分设备。
我在同他们沟通时发现,他们转手时避开了工厂原来的欠债,把实有资产压低价,看起来卖贱了,实际上把工厂的欠债甩了出去。
我对这位皇甫高老同学很了解,他这个人眼里只有自己,向来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与他会面时我拿定主意,成为农机厂的股权拥有人后立即把工厂卖掉,把卖工厂的钱分一部分给他,让他不找我的茬。
我卖了农机厂后给他十万,他说十万少了,他还要给周书记送十万,毕竟当初是周书记同意我才能当上企业老板的。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又给了他十万,让他转给周书记。我没想到周书记得了钱还揪着我不放,所以我就把让皇甫高转钱编成了我亲自送,连同我给皇甫高的那十万也说送给了周书记。”
待他说完后,李中华问他:“你怎么知道那十万块钱皇甫高会转给周书记的?”
彭友道说:“我不知道,是皇甫高自己高自己说的。当时我真信了,现在想起来周书记如果是真收了我的钱,不可能揪着我不放。真应了那句老话:捎话容易捎多,捎钱容易捎少。”
李中华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嘱咐了办案民警几句话,然后出门去了隔壁监听室。
监听室里,赵茹和欧阳雄还是一脸凝重。刚刚证明书记没有问题,县长又被牵扯进去了。
重案一室的主任说:“咱们分头汇报吧,看来我这趟注定了不能白跑一趟。”
他们一同去了县委周胜利办公室,赵茹几人把彭友道检举他收钱,李中华假扮他戳穿了彭友道的谎言,却又从彭友道的交待中得知他给了皇甫高二十万等过程向周胜利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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