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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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做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官场上的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官场上的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谁不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炳祥，”我伤心地说，“你刚才说官场上的人都被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这个粘滞的圆球是什么？就是领导的眼睛，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以领导的眼光来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被领导肯定的目光才是受‘尊重’的目光，为了这种‘目光’，我们迷失了‘自我’，迷失是一种常态，是‘正常生活’，只有‘迷失’才可能麻木地活着，因为领导的目光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图腾。”

“深刻，兄弟，这就是身在官场的悲哀，人们既离不开权力，又觉得权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被权力评价着，或被权力支配的人评价着，这种评价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更决定着社会的本质，意义是权力规定的，人们在权力的关注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那一大团粘滞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黏黏糊糊地活着，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党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材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地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杂志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党性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的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党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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