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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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我眺望着苍龙一样迤逦而去的长城，喟然长叹，“娜，在我眼里，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一匹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骆驼的话，长城就是压在它脊背上的驼峰；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龙王的儿子赑屓的话，那么长城就是压在赑屓脊背上的代表皇权压迫的神功圣德碑，不过，我倒觉得长城更像是一柄横卧在中华大地上代表专制的权杖，这柄权杖在历朝历代国人的心中都是皇权崇拜的巨大图腾。”我颇为感慨地说。

“默，你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偏激？起码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杨娜辩驳道。

“这是怎样一种文明？”我反驳说，“是用血水、汗水和泪水建筑的文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像不像长城？在封建专制下奴役的人民像不像这长城的一块块砖？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荒诞，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却又潜存着巨大的力量，这是专制教化的结果，否则那些躲在深宫里的历代皇帝怎么可能将成千上万百姓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国家修筑一道国墙？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专制就是这样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其荒诞惊人的神秘。”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杨娜赞同地说，“长城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一样的，就像长城一样凝滞，千年不动。”

“娜，‘千年不动’，说得好，”我双手扶着城墙说，“长城禁锢的是国人的精神，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国人的精神像这石头一样凝固不动。怪不得一位法国旅行家登上长城后，感叹：‘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且想想那翻山越岭连续不断的长城，只有天上的银河才能与之媲美。那是一道竖立在高山之脊的墙，是一条躺在墙上的宽阔大道，这竟是人的工程，犹如出现在梦中……’如果有人在惊叹其壮观之余停下来想想，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应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我们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呀！”

这时，杨娜拦住一位游客为我们俩合影，然后杨娜用挑战式的口吻说：“雷默，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烽火台上住上一宿，一起看看星星。”

我被杨娜感染了，大声说：“住一宿算什么，将来有机会我俩徒步走万里长城怎么样？”

“你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杨娜咯咯笑着问。

我没正面回答，只是大声朗诵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确，我压抑得太久了，我需要发泄，我是一个精神上喜欢流浪的人，顺乎本性的狂想，便觉得是生在天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但是我的真诚总是让自己放大别人的优点，我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好，一旦体会到这种好，就像感情上负了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纯或者统治，但这份真诚让我坦然，不过现实的浮躁是不容你坦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被嘲弄的细节，无处不在的伪善，无处不在的作秀，让我不时觉得有热浪扑面而来，谁都怕失去机会，其实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无数次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可怕的，所以我希望用呐喊击碎内心的焦渴。

长城之行，我并未找到好汉的感觉，我需要净化，在长城上，杨娜既看见了我内心的质朴，也看见了我内心的脆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见了女人就消融了，和谐了，我却认为自己是钢做的，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然而在妻子心里，我还是泥做的，只有她的水能雕琢我。

张国昌去韩国整整一个星期才回到北京，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回到中央党校，竟然没让我去首都机场接。我只好一个人开着丁能通的车去了中央党校。一进宿舍，张国昌情绪非常好，像是赌博赢了一样，他见我进来，从皮箱里拿出一件崭新的韩国T恤衫送给我。

“雷默，这是你大嫂给你挑的，款式不错，”张国昌接着叮嘱道，“你明天飞回东州，专门给我写毕业论文，另外，一个星期没回去了，估计文件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你回去抓紧处理一下。过些日子是我的生日，你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和怀亮一起过来陪我热闹热闹。”

我心里明白“热闹热闹”的意思，当年我上大学时曾经痴迷于古龙先生笔下的情圣高手，恨不得自己就是李寻欢，我知道做李寻欢是需要实力的，从给张国昌当秘书后，我才明白，其实寻欢未必需要实力，只需厚脸皮，张国昌应该改个名字叫张寻欢。

正想着“小李飞刀”的魅力，猛然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尺八长的小宝剑，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拔出一半就发现剑身上刻着张国昌的名字，很显然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我好奇地问：“张市长，这是党校发的吧？”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谁有了这把宝剑，就说明谁是党的嫡系，党的精英！”

我羡慕地把玩着，心想，只可惜剑身上的名字刻错了，应该刻上张寻欢三个字。

回到驻京办已经是黄昏时分，丁能通一直在办公室等我，我把奔驰停在一棵梧桐树下，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把钥匙往丁能通的办公桌上一扔说：“丁大哥，完璧归赵，怎么样？韩国之行爽不爽？”

丁能通起身掩了掩门神经兮兮地说：“操，别提了。”接着丁能通给我讲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原来丁能通陪张国昌、孟丽华到汉城后住进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这家酒店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赌场设在五星级酒店的地下室，张国昌两口子每天晚上都在地下室赌到下半夜，而且赢时多，输时少。有一天晚上，张国昌赢了一百多万韩元，很高兴，说上楼休息一会儿，让孟丽华接着玩，张国昌与丁能通便上了楼。回到房间，张国昌对丁能通说，给我找个韩国小姐玩玩，丁能通很为难地说，大嫂上来怎么办？张国昌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丁能通只好找来一位韩国小姐，张国昌看见很满意。丁能通从张国昌房间出来，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一边给张国昌看门，一边等。丁能通怕孟丽华突然回来不好交待。一个半小时了，张国昌房间还没动静，两个小时了，还未见动静，丁能通等不急了，便去敲张国昌的房门，不一会儿，门开了，韩国小姐风情万种地走了出来，张国昌惬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韩国小姐刚走，孟丽华就咯咯地笑着回来了，丁能通倒吸了一口凉气。

丁能通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后既为张国昌的命运担心起来，更为自己的命运担起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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