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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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离开张国昌。”

杨娜秀眉一挑问：“他能放你吗？”

我思忖着说：“通过朱玉林、丁能通这些人斡旋一下试试吧。”

“默，你要是真不当秘书了，我就出国驻外，咱们苦熬两年，也好有个家底。”

我自嘲地说：“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杨娜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该软时不软，该硬时不硬。”

我一骨碌将杨娜搂在身下喘着粗气说：“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硬的滋味。”

佟广真从美国回来后，逢人就讲他在美国的历险记。他走进李国藩的办公室，俨然一位英雄。当佟广真将双手捧着地球的人居奖杯捧到李国藩办公室时，李国藩激动不己，他让陈建样请最好的摄影师在他的办公室神采飞扬地拍了一张怀抱“人居奖”奖杯的大照片，第二天就挂在了办公室。

正在李国藩欣赏着自己灿烂的风采时，佟广真迈着方步走了进来。

“李市长，”佟广真恭维道，“这‘人居奖’杯捧在你怀里和捧在我怀里就是不一样，你看你捧在怀里奖杯闪闪发光，提升了奖杯，我捧在怀里，奖杯不发光，我脸上发光，奖杯提升了我。”

李国藩听罢哈哈一笑，和蔼地说：“广真呐，这次你是受命于危难，为东州市立了一功啊，我代表东州市的老百姓谢谢你了！”

“李市长，”佟广真抱屈地说：“不瞒你说，我在美国过海关时，脱得就剩裤衩了。”

“广真，委屈你了，”李国藩关怀地说，“你这一去美国，我还真舍手，全国市长联席会议这届在东州开，怎么开好，你还得多操心啊！”

佟广真巴结说：“我是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谁让你老兄赏识我呢，用个词这叫领导艺术啊！”

“广真啊，”李国藩深有感触地说，“任何一件事，只要玩成了艺术，就他妈妙不可言、意趣无穷啊！你我的道行离艺术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说完开怀大笑。

佟广真不无感慨地说：“这官场犹如登山，怪不得一位登山家说，登山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它是欲望战胜了理性。”

李国藩赞同道：“干事业就要有一种登山精神，更要有登山的欲望啊！”

佟广真话里有话地说：“李市长，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啊！”

李国藩听出了弦外之音，安慰道：“广真，太悲观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的事在我李国藩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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