旮旯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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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江省传出一条重大新闻，高远调K省任省长。

据说高远走时很低调，有人说甚至有些悲壮。对老百姓来说，都无所谓，不过是从清江电视台的新闻中转到了K省的新闻中，卫星电视看起来真方便，高远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亲切，倒是高远本人的表情多了几分凝重。我感到高远的变化是蛮大的。他的讲话里关于反腐败的话多了，而且还很强硬。高远说：“一旦发现腐败，不管是谁，坚决拿下。”

他到基层考察的镜头多了，开会的镜头少了。我能感到“李张大案”在高远的内心深处，曾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那副黑色眼镜框内的镜片仿佛又多了几圈年轮，那镜片后的目光又茫然了许多，这目光仿佛永远也聚不到一起了。发散得若阳光一样弥漫，这是政治家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必须经过长期的政治生活才能形成。

起初我遇到这种目光时感到领袖般的关怀和温暖。张国昌将我第一次介绍给高远时就是这种感觉。那时的高远是东州市委书记，他握着我的手，眼睛看着我，目光却弥漫了我的全身。

“雷默，跟着国昌好好干。”高远慈祥地说。

我听了这话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然后，高书记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黑色的手帕往里吐了两下，又叠起黑色的手帕揣回口袋里。东州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高书记的习惯性动作，即使是在常委会上，也照吐不误。只有拜见旮旯屯老支书徐友亮除外。

徐友亮老爷子可是东州地面上的传奇人物，解放初期旮旯屯是东州地区最穷的村子，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连耗子到旮旯屯转一圈都流着眼泪走了。高远就出生在旮旯屯。高远出生那天他妈难产，生下他后就大出血死了。高远十岁那年，他爸给村里修路炸山被哑炮崩死了，高远成了孤儿，被村支书徐友亮收为义子。

老徐头有五个儿子，但是全家有一口饭也要给高远吃。高远也很争气，书念得好，先是被老徐头送走当了兵，改革开放初复员回村，被老支书提拔为旮旯屯大队大队长。老支书是穷怕了的人，他知道旮旯屯的父老乡亲要翻身过好日子，先得朝里有人，自己的五个儿子不争气，只有高远是个好苗苗。

当时，旮旯屯的山上有的是狐狸，狐狸皮是个宝儿，老支书带领村里人从山上抓来狐狸人工喂养，渐渐形成规模。一次偶然的机会，老支书的大儿子从黑水河里打了一网鱼，小孙子淘气把一条活鱼扔给了狐狸，没想到狐狸吃鱼比吃老鼠、山鸡还香。于是老支书经常喂自家狐狸鱼吃，结果吃鱼的狐狸浑身毛色光滑透亮，从此老支书找到一条养狐狸的绝招，这绝招越研究越精透，旮旯屯很快就富了起来。

在旮旯屯，徐友亮就是上帝。父老兄弟都控制在他的掌股之中，他用狐狸换了高远一个好的前程，高远从乡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一路升上去，徐友亮也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的巨大关系网，这张网甚至营建到了北京城。徐友亮也不知不觉中成了东州市的泰斗，人送雅号“徐伯”。

现在，旮旯屯的人富了，五个儿子给老爷子盖了小别墅，家家住进了小楼。但老支书还是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土坯房子里。五十岁的时候，老伴儿因宫颈癌去世了。三十年没续弦。前两年高远给撮合了一位小学教师，就是年龄相差太多，女教师还不到五十岁，离婚，身边带有一女，已经十七岁了。老爷子自从娶了女教师，精神头儿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主动携妻搬进了小别墅。

应该说，在东州地面上，官场上有头有脸的人没有得到过徐伯帮助的人少，徐伯也愿意帮助这些人，他觉得自己是养狐狸起家的，知道官场的习性，常言道，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不过女教师嫁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可不是因为爱他，而是要利用老爷子在东州官场上的威望，送女儿出国留学。老爷子满足了女教师的愿望，送女儿去了澳大利亚。一切都进展得顺利，只是有一件事遇到了麻烦。女教师要求老爷子给女儿往澳大利亚汇去二十万美金的生活费。汇款的数目太大了，直接汇到澳大利亚不可能，只能通过银行变通。

一天上午，老爷子亲自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让我通知张国昌到旮旯屯去一趟，我和张市长到旮旯屯时，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女教师，她在小别墅前迎接张市长，见了张国昌很尴尬地笑了笑，两个人便进了屋。

我没跟进去，我和司机李亮坐在车里，小别墅周围有高大的院墙，院内种了很多花草树木，真是个幽静的住处。

张国昌从老爷子家出来，直接回了市政府。张市长一进办公室就让我喊林大勇，又亲自给市人民银行行长打了电话，徐老爷子的事全权交给林大勇办。

事后，林大勇对我感叹道：“这老爷子真他妈的有钱。”

就因为我陪张国昌去了几趟旮旯屯，给我惹了一身的麻烦。张国昌被双规后不久，省纪委的人把我带到了黑水河会所，他们问我去没去过徐友亮家？

“去过。”我毫不隐讳地说。

说实在的，我陪张国昌去过好几次徐老爷子家，特别是过年过节，东州官场上有头有脸的没有不去看望他的。

“你什么时候去过徐友亮家？”省纪委的人继续问。

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哪月哪日去的了。我只好说：“过年过节都去过。”

“除了过年过节以外去过吗？”

“平时工作太忙，谁会刻意记这些事，实在想不起来了。”我故意打马虎眼说。

当时省纪委的人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只好说：“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通知组织。”我从黑水河会所回来的当天深夜，就接到孟丽华打来的电话，她神神秘秘地说：“雷默，我在你家楼下呢。你出来一趟，我有急事找你。”

杨娜知道没好事，不让我去。我镇定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穿上衣服便下了楼。

孟丽华坐在一辆白色本田车里。我一上车，她二话没说开车就走。我也不问，任由她开车去哪儿。后来她把车停在她家楼下。我随她上了楼。

“雷默，省纪委的人问过你去过徐伯家的事了吗？”在她家，她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