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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山下,正气浩然。
先帝初定金陵之时,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建都南京,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
自洪武二十五年,先帝下令撤销凤阳中都国子监,其师生悉数并入南京国子监,自此这座大明最高学府学生已增加到八千多名,规模达到鼎盛时期。
先帝改朝换代建立大明之后,从朝廷到地方各级机构需要大量的新官僚去填充,而后又屡兴大狱,胡案、空印案、郭桓案等,把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科举又被停罢十年之久,即便是靠三年一次的科举是远远不够供应朝廷对官员的需求,故而国子监监生们也就在洪武朝大走官运。
光是洪武十九年这一年,竟有千余名监生走马上任,去填补因为郭桓案杀掉数万人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一出校门就当上了从二品的布政使,运道之好令人咂舌。
不过等到新帝即位,改元建文,监生们的离谱官运也就就此到头,朝廷选拔贤才更多依靠科举大考,实打实地从独木桥上走这一遭,才能步入仕途。
不过今岁会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榜上有名的国子监生寥寥无几,诸如陈?、尹昌隆、刘仕谔等官宦子弟,是不屑于入国子监的。
一来国子监校规严苛到了极致,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根本忍受不了;二来刘仕谔等人家中自有底蕴,根本无需前往国子监求学,加之建文新政的推行,新政尤重科举,国子监的仕途影响力大幅度下降,这就导致官宦子弟再无挤进去的必要。
如此一来,随着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生数目越来越多,官生反而越来越少,到了建文二年,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成为培养民生当官的学校了。
毕竟也只有家境贫寒的寒酸士子,才能一边忍受国子监严苛到变态的规章制度,一边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师资力量发愤图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进学修德。
但,当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之时,失望低落之后,便是无穷无尽的怒火!
任伯安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国子监监生,是从府、州、县秀才中挑选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读书人。
每年朝廷会从府学之中挑选三人,州学每两年挑选两人,县学每年选一人,从中择其天资淳厚、学问有成且二十岁以上者入国子监,成为岁贡贡生,这是国子监最常见的“招生方式”之一。
任伯安家境清贫,且天资淳厚,所谓“淳厚”而非“聪颖”,即是比之一般人聪明上那么一点,加上笔耕不辍地用心苦读,这才得以脱颖而出,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学府。
这个醉心功名利禄的贫寒士子,本以为进入国子监后,自己便能飞黄腾达,只需等待一个机会,便能如同那些师兄一般走马上任,得到官身。
但是这个机会,一等便是整整八年!
从先帝等到了新帝,从洪武等到了建文,这八年来算上恩科在内,他参加了整整三次会试,却是一直名落孙山,与进士无缘。
会试放榜之后,任伯安茫然不解地寻到一处水池,准备结束自己这可悲凄苦的一生。
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却始终一事无成,甚至尚未婚配,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该如何去面对尚在家中耕田种地的老父老母?
难道还要再坚持下去吗?
惶恐,愤怒,不安,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在心田,令任伯安彻底绝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世界。
正当此时,一群国子监生路过,充满愤怒的声音传入了耳中。
“你们听说了吗?此次会试上榜之人,竟无一人是北方士子,真是亘古未见!”
“不对啊,不是说那会试前三均是北方士子吗?”
“咳咳……我可是听说了,那三名北方士子,曾入太子宫求学!”
“啊?什么?朝廷怎可如此行事!真是岂有此理!”
“我等寒窗苦读数十载,朝廷置我等于何地?置科举公正于何地?”
“噤声!你们不要命了?若是被司业监承听了去,你们这小命还要不要了……”
“我等贫寒子弟,难道真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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