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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逆天改命的改革,本身千难万阻,往往一件意外的小事就会引发重大的变化。
松江府大营的驻军调动之前,刘钰就先得到了消息。
皇帝直接派人来了松江府,要刘钰速去扬州面圣。
消息传来的时候,刘钰正在请一些大豪商吃饭,商讨过几天去南洋考察的事。
想着欧洲战局、中荷贸易、南洋开拓,当真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那说话的神情,飘的如同寄居刘表时候的刘备说什么“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时一般。
正飘着呢,皇帝近侍把密令交到刘钰手里后,把刘钰吓得喝的那点酒全化成了汗水从毛孔里飞出来了。
饭也不吃了,急忙叫人收拾一下,马不停蹄,星夜奔向扬州。
他的西学“启蒙”老师,虽然名义上是耶稣会中华区的副会长,但早已经划清了界限。
而且禁教运动,他虽然不是发起者,但却是让皇帝有足够的底气进行彻底禁教的准备者。
因为他的西学手段和引入人才的方案,使得皇帝可以不用投鼠忌器,担心阻碍一些技术进步的传播。
对皇帝来说,耶稣会的技术进步,是恰好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天文历法数学手段,不那么激进却又恰好对统治有用。
禁教的事,刘钰支持皇帝。
但福建出的这件事,是在禁教之后出的。
而且还证明了宗教那恐怖的组织能力。
本来,大顺在伐日之后,和幕府那边的交流加深,两边又都禁教,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当年的岛原之乱。
幕府那边也不知道是怕天主教徒真的能复活、还是说想要证明他们不能复活,总归是把那些人全都剁碎了砌在墙里了。
而日本那边“殉教”的人也多得是,大顺这边听了日本这边提及,还庆幸自己禁教了。
天朝历来是控制宗教的,佛、道,都杀过、灭过。素来警惕。
可哪想到禁教之后,秘密传播,依旧这么大的影响力。
甚至闹出了福建的那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几个女人展现出的狂热,让皇帝彻底惊住了。
不是害怕这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就算都像贞德那么能打又算什么呢?关键是害怕这种力量和组织能力以及信仰给人的加成。
刘钰不怕别的,就怕这事闹的这么严重,导致皇帝全面断绝了和西方的联系。
尤其是在这个好容易展开中荷贸易的机会近在咫尺的背景下,这要是被这事影响的下定决心彻底断绝中西方联系。
只要联系,只要不彻底闭关,这种事就防不住。
对皇帝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
在刘钰主导下的贸易发展,站在皇帝的角度上看,意义根本不是为了华夏的发展,这不是皇帝的义务。
以皇帝的角度看,是为了弄到钱,然后更好地镇压、统治,以及为将来更加稳固的小农经济改革准备足够的钱。
钱是为了稳定。
而对外交流福建天主教圣象事件又严重破坏了稳定。
这就是一个天平问题。
一边是加强稳定。
一边是破坏稳定。
怕就怕皇帝内心的天平倾向了另一端,那就毁了。
刘钰内心也是暗骂不已,心说哪怕是晚出几年事也行啊。
但事已发生,骂再多也没什么用,现在只能考虑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一路马不停蹄赶到扬州的天宁寺,通报之后,得了召见后,匆匆到了皇帝面前。
皇帝黑着脸,待刘钰一到,直接问道:“福建的事,卿也知道了。本来澳门的事,朕只是想要在贸易问题上办一办,现在看来,怕是不能这么简单了!”
“我知澳门那边是耶稣会在管,抓着的这人是多明我会的。但,都是天主教徒,这是错不了的。再者说,那白多禄难道不是从澳门进入的?”
“还有牵连出来的苏州府的一些教徒、贞女,这些人又是从哪来的?若说去福建,是从澳门去的。那苏州府的这些人,从何而来?很多人都是当年被驱逐出去的,如今怎么又来了苏州府?”
这话隐隐指向了松江府贸易引来的潜入传教问题,不过皇帝的意思倒也不怪刘钰,毕竟松江府之前的海关之类,都不是刘钰在管。
今日把刘钰紧急招来,就是担心一时冲动,想要询问一下刘钰的意见。
朝中大臣知道这件事后,肯定要闹起来,这都不用想。
刘钰又是主持对外交流的支柱人物,得罪的人又多。这种关头,当然很多矛头都指向了刘钰、指向了朝廷的对外开放政策。
如果全面闭关,不就没有这些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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