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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却没有停步。他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1940年3月,斯大林、贝利亚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将战俘营中所有优秀的波兰军官、作家、诗人、贵族、教授、社会活动家等全部枪杀,一个不留。换言之,要将这些波兰的精英人物杀个精光。
其实,他们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后也是如此办理的。冉妮亚的父亲就是牺牲品。
苏联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米高扬、加里宁、贝里亚、伏罗希洛夫等都在屠杀令上签了字。这些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坚信,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波兰战俘开展残酷的屠杀行动,正是为了巩固苏联的必要措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不过,对于斯大林政权来说,杀一二万波兰人并不当一件大事。不要说他杀成千上万的富农毫不手软,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没有愧疚,就是杀与他一起革命的战友,杀与他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志,他何曾有过丝毫的犹豫?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当年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创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余五位全部被判处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审判的托洛茨基。
在没有宪政分权的制度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冤狱遍于域中便在所难免了。
期间发生了一起悲怆而真实的冷笑话:大清洗运动时期的某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字争得脸红脖子粗。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
正当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争执不下时,在一旁笑听两人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很容易解决,他建议给天文馆打个电话问一下专家就可搞清。于是,斯大林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
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掉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原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属于外行领导内行,因此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由于是斯大林的命令,馆长急忙十万火急地派车去找天文学家。然而,找到的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于是,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家门口。
被派去请教问题的人员只得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巧的是,这第二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也是好友,也同样是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到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六十岁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起突发事件让新馆长郁闷不已,但他却不敢懈怠,命令手下继续寻找答案。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于是,他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是值班人员却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既然在肃反中,90%的苏共中央委员、就被他杀了,一半以上的元帅被他杀掉。自己的战友可以杀,自己国家的人民可以杀,波兰的战俘有什么不可以杀?在他看来,苏维埃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的名义,斯大林政权不仅可以占领波兰的领土,而且可以屠杀波兰的战俘。
鱼找鱼,虾找虾,凤凰找孔雀,乌龟找王八。在虐杀波兰精英问题上,德苏两国步调非常一致。正当苏联人杀得方兴未艾的时候,希特勒德国的纳粹党与苏联遥相响应,也在积极地搜捕和屠杀波兰的精英分子。
德苏占领波兰后,两种力量都不是省油的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把大学教授集体送进集中营,他们的亲人早晨送一个人出门开会,几年后收到一坛邮寄来的骨灰;苏联人遍插朱旗,对波兰大开杀戒。两种力量都在互相诋毁,甚至把各自的罪过互相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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