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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府兵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战死掉二十余万,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补充上来,需要一代人成长起来,所以短期内十二卫府的总兵力必然短缺,卫府在兵力部署上必然捉襟见肘,基本上没办法向东征战场调派更多军队,如此一来,东征战场上剩下的十几万人马虽然可以巩固占领区,但若想攻陷平壤就太困难了。同时还不要忘记了,北疆镇戍尤其幽燕和辽西一线的镇戍军队从哪里补充?山东地区的卫戍还要不要了?难道只顾东征,不顾北疆安全和山东地区的稳定了?这不是顾头不顾尾,顾此失彼吗?
于仲文等部分统帅单纯从以兵力为主的军事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就连东征都不可继续了,哪里还有必要去执行“两步走”的策略?
但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尚书右丞刘士龙、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等部分统帅却坚持执行“两步走”的策略,坚决遵从圣主和中枢继续东征的决策。
卫文升的这个右候卫大将军是暂代的,在此之前他是刑部尚书,中枢重臣之一,而圣主之所以把他的刑部尚书暂时拿掉了,让他以军方统帅的身份,参加远程攻击平壤,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远征军能够遵从圣主和中枢的命令,确保完全控制统帅部的决策,但以宇文述和刘士龙两人联手的力量还是稍嫌薄弱了一些,于是就把中枢重臣的卫文升放了进去,但另一方面若让卫文升以刑部尚书兼领右候卫大将军的身份直接进入统帅部决策层,那就不好安排了,已经有了宇文述和刘士龙,再加一个卫文升,于仲文就被彻底架空,纯粹是摆设了,于仲文肯定不于,其他统帅也有意见,所以圣主就“变通”了一下,让卫文升以军方统帅的身份下去,与宇文述、刘士龙联手压制于仲文。
圣主的这一安排还是起到了作用,尤其在宇文述、刘士龙连遭重挫,权威大减,而卫文升则在关键时刻抢占鸭绿水立下大功后,卫文升在诸军统帅里的话语权大大增加。但卫文升毕竟不是行伍出身,他在军方的声望十分有限。卫文升长期出任地方长官,负责地方军政事务,虽然也有领兵作战的经历,但与于仲文、李景、赵孝才这些中土名将比起来,战绩悬殊太大,他之所以能进入中枢,一方面是政绩突出,官声很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支持改革,在地方为官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改革政策,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卫文升的话语权虽然大了,但在军方,在军事上,他均无法与于仲文抗衡,即便他身份特殊,东征结束后依旧会回到中枢官复原职,但这个关键时刻,他也不得不屈从于于仲文。
于仲文说了狠话,先斩后奏,先把军队撤回辽东,然后再报奏圣主,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所有责任,都由我一人承当。
这话一出来,所有统帅,不论是支持于仲文的还是反对他的,都把嘴巴闭上了。
于仲文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他本来就是圣主和中枢安排的“替罪羊”,萨水惨败,东征失利,所有东征军事上的罪责,都由他这个远征军最高统帅来承担,既然如此,承担一个罪责,和承担更多的罪责,有何区别?而所有的罪中,有哪一个比得上东征失利的罪责?既然最大的罪责都扛下了,其他小一些的罪责多扛几个也无所谓了。
于仲文现在的目的倒是很单纯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十三万幸存的将士安全带回去,这样即便死了,掉脑袋了,也可聊以自慰,否则至此都无法瞑目,更无颜去见“江东父老”。
七月三十日上午,远征军开始依次渡河撤离。
高元和乙支文德并没有乘势展开攻击,而是全力以赴谋划如何收复鸭绿水以南疆土,如何把中土赶出国境。
在他们看来,中土人攻打平壤失利后,肯定要改变策略,最为现实的策略就是坚守鸭绿水一线,占领和巩固鸭绿水以西地区,然后休整一个冬天,待来年开春,再度攻打平壤。所以,战争手段解救不了高句丽,必须以外交手段来赢得生存的空间和时间,而最现实的策略便是以土地换和平。
然而,出乎高句丽人的预料,中土人渡过鸭绿水之后,竟然大踏步后撤了,似乎根本就没有坚守鸭绿水一线,占领鸭绿水以西地区的意思。
中土人打算于什么?当真被打得元气大伤,一败涂地了?高元和乙支文德反复分析推演,最终还是没敢渡河,而是陈兵鸭绿水,静观其变,以不便应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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