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征日失败的内幕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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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征日失败的内幕故事（一）

元日战争是指13世纪后期元朝皇帝忽必烈（元世祖）对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高丽亦以元朝属国的身份参战。日本称之为蒙古合战、异国合战、蒙古袭来等，又以两次战争的纪年而分别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江户时代以后开始称为“元寇”（げんこう）。</p>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建立以后，征伐四方，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高丽在13世纪中叶基本被蒙古征服。随后，蒙古（1271年建国号“大元”）以高丽为媒介，派了六批使节招谕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镰仓幕府均无回应，忽必烈便决定对日本用兵。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三年），忽敦、洪茶丘、刘复亨、金方庆所率的元丽联军四万人出征日本，占领对马、壹岐二岛，登陆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顽强抵抗，由于准备不足及刘复亨中箭受伤等因素而很快撤退。</p>

公元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p>

公元1275年4月15日,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太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守护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条时宗的命令，又将使团成员送至镰仓。</p>

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团这样推测：“在第二次远征日本所用战船中，东路军九百艘战船全部由高丽建造，而可以得到确认的江南所造战船，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战船，仅有五十艘。且不论《元史》中没有记载的造船数，单从当时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数仅有五十艘这一点来看，新建造战船也不过数百艘。</p>

而第二次远征日本时，江南战船总数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元军截获、接管原南宋水军的战船其中内河船舶又居多由于内河战船吃水较浅，抗暴风雨能力较弱”</p>

在下达造船命令之后，元世祖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问其东征方案。</p>

作为一名战将和降将，范文虎当然想立即立下战功，但是他又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他建议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旧臣的立场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够说服日本来朝。忽必烈并不反对。</p>

于是范文虎的两名使者周福和栾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达博多湾，为表示善意，他们甚至带了一名日本在华留学僧一起前来。</p>

事实证明，这次出使行动是典型的狗尾续貂、自讨无趣之举，镰仓幕府已经杀过一批使者，北条时宗不在乎再杀一批。就连态度相对和缓的京都朝廷都认为“亡宋旧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条，诚过分欤!”</p>

周福和栾忠在博多被斩首。</p>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对这次出使没有寄予丝毫希望。</p>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将领，亲自主持召开东征日本军事会议。</p>

元朝最终确定设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庆为首，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舵工水手一万七千人，分乘战舰九百艘自高丽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为首，率江南军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自宁波港出发，这批江南军队还受命携带农具、稻种，意图赴日屯田，以为长久之计。</p>

两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汇合，共同进攻博多太宰府。</p>

2月20日，东路军诸将从大都出发，临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对他们作了以下说明和要求：“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p>

元世祖的告诫简而言之为两点：一、依照汉法，取人国家，不可滥杀无辜;二、众将要戮力同心。</p>

日本方面也并非坐以待毙。在第一次蒙古来袭的战事中，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痛感日军指挥散漫、战斗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饬军律，进一步强化“异国警备番役”制度，北条时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说：“蒙古异贼等明年四月可袭来云近年守护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间，无同心仪之由不顾天下大难，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军兵者，随守护之命，可致防战之忠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处不忠之重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