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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
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著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过,千帆竞渡的场面虽然壮观,对于初抵上海县,还未理清头绪的曹永一行人来说,却来不及观赏了。
他们几乎迷失在这座崛起时间并不长的商业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种乡巴佬进城的错觉,要知道,他们可是来自京畿,在见多识广方面,是绝对自信的。
当然,不管是城市规模还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时的上海县所能比的,只不过这里的商业氛围实在太浓厚了,又不像东京那边始终有政治强权在上面压着,这里似乎才是大汉商人的天堂。
各种帆船是两江(长江与松江)最好的装饰,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导引船,货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办理停泊及税费登记,如蚂蚁一般的力工搬卸着货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处奔走,仿佛慢一秒就会丢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两岸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码头,没有一处停罢,岸边是连排成片的各类建筑,以砖石、砖木结构为主,看着既干净整齐,又结实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间,曹永甚至产生了投身在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汉帝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与威严京畿完全不一样的壮观。
当然,对于外乡人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来说,这种表面的震撼与诱惑,就已经足够了。
曹永等人运气比较好,他们还“有幸”地见识了一场械斗,就发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号码头上,一群头缠红巾、如匪如盗的汉子坐船闯了过来,手里拿着武器,对码头上的力工见人就砍,逢人便杀。
十六号码头这边也不甘示弱,很快便从仓场、货船上跑出几十个人过来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个凶狠。
双方得有两百来号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闻讯赶来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争斗。然后,兵器被收缴,领头的人被差役带走,剩下的人则各自料理伤员.
这样的血腥的械斗,对于来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惊悚。都说江南水乡,风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刁民遍地的偏远之所
这样的械斗,显然不是第一次,从水兵、差役那熟练的控场手段与高效的处置,以及周边地方虽然关注,但习以为常的表情,就可窥一二了。
毕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识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嚣繁荣的背后,在朱门权贵目不斜视的阴沟暗角,有太多残酷、罪恶的东西
而发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码头上讨生活的帮派势力斗争,往大了讲,甚至可以说是苏、秀二州之间的角力。
松江流经苏州,注入长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苏、秀二州的州界。
从海外贸易兴起,到朝廷设立上海务,再到松江沿岸的大发展,利益越来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自然也越来越争斗。简单地讲,苏、秀两州都想将松江之利揽入自己怀里,独占其利。
秀州这边认为,苏州已有长江之利,不应该再贪图松江,曾提出,要么将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划到上海境,要么苏州不在北岸开辟商埠、码头.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盘,苏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议两州合并的,把秀州划给苏州。
这个建议,道司那边当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边就强烈反对,江南诸州,一个苏州就已经很能打了,还要把秀州吞了,尽占两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时候,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苏、秀之争便是如此,从水利、港口之利,后来又渐渐演变成产业之争。
秀州棉产业的崛起,首先对苏州的传统纺织印染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苏州的棉纺织水平也不低,产业也相当庞大,同样有大量商民压在上边,你秀州要做江南棉业中心,苏州岂能坐视不理。
而这种争斗,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口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官府意志,两股商业意志,相互角力,阴谋诡计,明枪暗箭,是层出不绝,演变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线,上千人的械斗都发生过。
一直到当年寿国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发了一场械斗,苏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烧毁人家的棉场,造成了大量死伤。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况后,立刻介入,对两州从官场到商场之争进行调停。
李少游并没有直接进行利益划分,而是让双方自己谈,必须谈出一个结果,他的威胁则直接针对两州长官,谈不拢,他们官帽子也就别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强大压力下,方才达成了一个“松江协议”,约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时双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约束,禁止烧杀打造等恶意竞争手段等等。
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份“休战协议”,不过,从那以后,那种毫无底线,影响产业发展的暴力竞争,是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围绕着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揽货、税收诸事上,各种冲突依旧存在,小规模的械斗依旧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见识的发生在十六号码头上的厮杀,也只是中等规模。
万商云集,车马辐辏,繁荣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着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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