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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次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三月,徐州知州苏轼调任湖州,四月在湖州作《湖州谢上表》上书宋神宗。
这其实只不过乃是例行公事的上书奏折,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两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恰巧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曾有斗法,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而“新进”则又隐喻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其《上神宗皇帝》书里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被罢相。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且他又欧阳修门人也是文坛的领袖。
值此之际,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于是御史台就出谋划策应运而生有此一计。
适逢苏轼《湖州谢上表》里的那几句话有拂上意。事情又千般巧了万般遇,当时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又有李宜之、李定等一众政敌尽皆不约而同杀到一起,于是大家一起上书陈词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更是有拂皇上,甚而至于有人强烈要求对苏轼进行斩首。
李定更是举了四项理由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要求对苏轼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又有苏轼好友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信苏辙,才派人去了湖州告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日:‘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苏轼知悉后,恐逃不过劫,马上就找了家人,更是和王闰之交代了一些后事,苏家人当时处于非常惊恐的状态中——“老幼几怖死”,情急之下将招致灾祸的诗书“悉取烧之”。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皇甫遵到湖州之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方才出之。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否则更是给人以罪名”。于是苏轼又复才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此时,太守官衙上空突然一团无形气流出现,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余某人就恰巧看到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一见下面处于浪峰之巅的苏轼,我就好是一阵郁闷,怎么又是劳苦命,一来就是忒伤神!
但见苏轼出得门来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苏公,不至于此!”皇甫遵淡然地安慰着苏轼。然后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说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一听此事,大家自是明了个中事由,想来也是这个知州太守冲撞了皇上,于是乎太守官衙的那些人尽皆吓得手足无措,尽皆避之如瘟神,无不躲藏。
皇甫遵虽然如斯安慰着苏轼,但却毕竟还是御史台的人,更是奉了皇帝之命不得怠误,乃实打实地按照官府流程办事,把苏轼脚镣手铐带了,又用大囚车囚了苏轼一路北上皇都而去。
一行人押着苏轼,其中途经扬州江面以及当初太湖时,苏轼怕他的案子会牵连诸好多朋友三番五次想跳水自杀。
皇甫遵也是拿他没法,如果苏轼就此死了,自己也不好交差,于是就一番好言相劝晓之厉害,言之其若就此而亡,自己倒是一了百了,但家人以及苏辙又会麻烦加身,于是也只有静待等死。
但苏轼那会知道自己这一等死,却又应了古人的“路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的说法。
一行人一路紧赶路,苏轼自被逮捕后二十日,就于八月十八日送进了京都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苏轼被正式提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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