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金宇澄推出长篇新作《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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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

新近出版的《收获》2012秋冬卷，以大半篇幅推出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并配发评论家程德培和小说家西飏的点评文章。三十万言，一百多个人物，通篇“话本体”，于不动声色中将30余年来上海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本版刊载本报记者朱小如与其对话。——编者

朱小如：读《繁花》，感觉像是被你带领，重走一遍淮海路南京路，苏州河沿岸。小说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你具备了将琳琅满目的“生活场景”像“商品橱窗”式极力展示出来的写作功力。重要的是，这类“城市写作”典型特征，在当下的作家们和作品中能做好的，还真不多，当代文学的“城市写作”一直处于弱势中。

金宇澄：你这样说，好像我在搞陈列馆，做城市导游，我无此心，如果说城市“琳琅满目”，等同于乡土作家笔下的乡里乡亲，山水鸡狗，春种秋收的背景，我很同意，两者的技术效果是一样的。《繁花》的主要兴趣，是口语、对话，以及除人物故事之外，整体与其他小说不一样的状态。《繁花》来回穿插，不求深刻，人多景杂。所谓城市写作，写一个人，处于某地，一条弄堂，一个大院，或是散开几个人，几个点，这都是套路了，《繁花》主要的兴趣，是取自被一般意义忽视的边角材料——生活世相的琐碎记录，整体上的“无意义”内容，是否存在有意义，兴趣在这一块，看城市的一种存在，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的形象，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保持我认为的“真实感”，这是《繁花》的一道主菜。比如打麻将，一次次的宴席，并无什么深意，不谈什么要紧事，有关情节逻辑事，这是很少表达的一种真实——城市人都有类此感受，出去吃一个饭，打牌，饭桌，麻将桌上，讲了许多听了许多，但基本不记得了，这一晚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回家，这种体验，是城市题材的一部分，人生如此，充满无意义的过程与特质，不重要的重要所在，海阔天空，胡说八卦，或者吵闹调笑中，时间逐渐消耗，流过，在话语，小故事，段子里，逐渐流过，消失，这一层不大被人留意的发现，表现了时代的本相，一个很小的切入口，因为这类场景、时间、状态，生活中比比皆是。

《繁花》不说教，也没什么主张，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北方话讲，基本是逗哏，捧哏的，牢骚。像这个多元时代的方式，宽容，有序，也很无序。这个状态，确实不只代表上海，代表了城市的某种灵魂，在这类空间里，有大量的说法，**，混沌无聊，也有趣。

历史上的城市(上海)小说，各种主义，各阶段的城市阶级小说，个人观念过于显露，因此讲得最多，铺陈最开之处，往往遮蔽越多，接不到地气的模糊，在单行本《繁花》的开篇题记结尾，我新加一句话：“古罗马诗人所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繁花》可以卸掉包袱，做轻松的过滤，做一份清汤，至少表面上可以这样讲，我不施加迷雾，文艺糖精片，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另一个夹层，这些被疏忽的群落。

说来说去，这小说的立意简单，尽量免俗，尽量免雅，回归某种中式叙事范围里，整体上想换一种口味。

朱小如：你在杂志社当编辑，是否经常领着外地来的作家走街串巷地逛上海，久而久之体会深了，给了《繁花》文本创造上的某些灵感。

金宇澄：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如果可以城乡来分类，西方小说的大部分，就是反复书写城市，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力，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触碰到乡野蛮荒，才是写作的精神本真，人生的正道，接着地气。这像背包客的观点。现实是，国民正在逃避这种虚幻蛮荒，及文学想象中的寂寥美景，也许是城乡巨大差异形成的世俗之念；相反，文人归隐的念头，这山望到那山高，去到远方的愿景，辽阔莽原，如醉之忽醒，涨水之思决，这种想象里的好文学，好抒情，好继承，思之思之，是虚幻。

在我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8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所谓城市已冷酷无根，愈加浅薄，只剩钢筋水泥，人人无根无源，浅层苔藓，遗失母亲的孩子——在我这老牌城市人看来，遥远的边疆，才会这样，在我印象中一直如此，就如高尔基说的，我的感受，是皮肉熬出来的，难以改变。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们，从不拒绝城市，城市有好故事。城市是很多人的故乡，人生之源，它有最好的风景，一直不灭的内涵，只当你匆匆路过，进入一座陌生城市，才是无根系的，比如我去重庆，去深圳，显然就是无根之草，想一想城市的根脉，包含个人，家族的感情与历史，上一代，亲戚朋友的气味，几乎蜘网一样，布满某个街区，某块空气与灰尘之中，也包括了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血肉之躯，你在哪里生活，即能获得生动复杂的故事，城市是开遍野花的土地与山川，街道与水泥地是最好的文学温床，我说这些，并不贬低乡土题材，但我知道，乡土并不高出城市一等，乡土情感的发现，表达，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中国有户籍，讲究籍贯，却没有土地永久权，我认为是这个规则，把人的观念搞混了，你所提到的问题，我对上海，与大部分上海人一样熟悉，是不需要逛了才熟悉的那种熟悉，就如北京人，开口谈四合院，应该有这样理直气壮的态度。这部小说所写的上世纪70年代，其时我并不在上海，身在几千里以外的东北，但我拒绝在小说中写东北这一块，看能不能成立，答案是可以的，凭借感情，我可以战胜这些缺憾，是否也说明，只要有经历，有感想，有乡土观，主要是，你是否有兴趣与信心，先不把门关死。我曾长住东北黑河地区，前后长住上海，表现出我的细节与经验，就可以了，对于城市，时代的评价，有反向的思维，对于城市写作，我反感的只是肤浅描摹与媚俗，或全盘否定，坐视而不见，这就等于，我同样反感对东北黑河那块乡土的媚俗书写，因为这都是我长期生活、体验过的地方，唯一的办法，是一声不响，写出你的细节观察与结论，张屛瑾认为《繁花》并没有突出上海，而是突出了城市，我非常同意，城市在我的笔下，能否生动一次，这是我唯一的写作愿望。

朱小如：二十年没写小说，这次复出的感觉如何？是收官之作，还是卷土重来？

金宇澄：《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起了网名，上去开贴。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一开始跟贴内容就是这样——“老爷叔，写得好。赞。有意思。后来呢？爷叔，结果后来呢？不要吊我胃口好吧。”写作进入现场感，以前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贴，忽然就明白，你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你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你的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是如何串联，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繁花》获得最深的体会，即这种互动，随时的反馈，写作心理完全不同，促使我详细筹划的，总是在想，下一节，该怎么写才好看，才有趣，才不落俗套，晚上想定内容，一早写出来，看一遍，就贴上去，中午上网，就见到读者的议论了，这状态特别愉快。我负责一本文学月刊的部分工作，如不是出于这样的偶然，没有这样的激励来挤压出时间，5个月写出《繁花》33万字的初稿，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作为长篇面世。发表后，圈内部分意见是，过去的部分好，现在的部分，一场接一场的饭局，比较轻，甚至重复。我不置可否，我心里明白，后者这些内容在网上，是最受欢迎的段落，每当写到这些吵吵闹闹的男男女女，跟贴马上热络起来，一章停止，下回分解，网上立刻抱怨，爷叔，这是成心吊胃口嘛。所谓古人言，文不能通，俗可通，因此整个小说，考虑方面很多，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一次退了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上的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取悦读者，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每个说书人，每一位小说作者，心中应该有自己的读者群，你得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

朱小如：程德培说，《繁花》的文本构成难得一见，他评论的题目“我讲你讲他讲”，用这样明白的句式解读，我有同感。这部小说的许多故事情节，不是惯常的直接描写，通过小说某个人物讲述出来。以致西飏认为：“从技术上讲，基本上是退到了话本小说的阶段。”

金宇澄：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文学看重语言，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意小说语言的实验，现今不大在乎了，包括评论界，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也很少见，这就等于大家出门，如今越来越随兴，不需要什么打扮，就可以抛头露面，没人议论，随随便便出来，不管身上穿什么，大街上因此出现很多穿睡衣的人。我每天看稿子，发现很多的文字，如遮盖了作者署名，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是不争的事实了，近几年的杂志或者评论者，也已经退守到了只强调“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功能，完全被削弱了，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开拓了语言，普鲁斯特说的，文学在语言中的开拓，既非一种语言，也非重新发现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存它者，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大意)。每位作家，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它脱离一般的轨道，西方论者提出“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我做得怎样，真还不知道，但我感到了《繁花》的弹性，魅力，故事生发之外的，语言的自由与诱惑。

我一直想用吴方言“蓝青官话”，写一部小说，效果如何。在这部小说里，我首次使用母语(沪语)思维写作，同样经历了大幅度的改良，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因此语言上，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整个过程里，我用沪语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虽然至今，还有耐琢磨的地方，但是杜尚说得好，拒绝与接受是一样的。读者有兴趣的话，基本可以明白。